周恩来和邓颖超

我的姥姥江鲜云的一生，与我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她亲历了党史、军史上诸多重要人物与事件，其经历堪称丰富。

01、大律师女儿

江鲜云姥姥于1908年诞生于南京，那时正值江家在连年战乱中渐趋衰落。

那日，张勋辫子军的数名士兵擅自闯入家中，将太姥爷擒住。见其头顶无辫，便诬指其为“异端”，随即拳打脚踢，意图将其押送去处决。太姥姥由此惊恐成疾，于1912年寒冬时节离世，彼时姥姥年仅五岁。

在母亲草草安葬之后，姥姥的外祖母便将孩子们接至距离南京城四十里之遥的乡间。太姥爷前往上海寻求生计，稳固了根基之后，又将两个儿子接至那里。长子永康在一家南洋烟草公司找到了挡车工的职位，次子东浩则在龙华兵工厂辛勤劳作的同时，坚持着学业。

九岁那年，姥姥便随太姥爷来到了上海。大哥永康在她南洋烟草公司找到了一份卷烟的差事，她就此成为了童工。在那里，她遭受了拿摩温（工头）的欺辱与咒骂，甚至有时还会遭到殴打。

太姥爷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亦精通围棋技艺。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他义愤填膺，毅然决然辞去了在日领事馆的职务，转而投身于一家工商业研究所，担任了一名小小的会计。研究所与上海的四马路茶社相去不远，为了吸引顾客，茶社老板特意设置了围棋赌局。太姥爷几乎每晚都会光临此地。不久后，他也将二儿子东浩带入棋局，东浩棋艺出众，甚至超越了父亲。

在这段学围棋的时光里，太姥爷有幸结识了上海的名律师李次山。李次山当时年近三十，对围棋情有独钟，常光顾茶社寻找棋友切磋几局。他目睹东浩年纪轻轻却棋艺高超，心中不胜喜爱，也因此与太姥爷父子关系更为融洽。太姥爷深知李次山是资深同盟会员，品行端正，博学多才，在上海的律师圈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姥爷提及他有一位女儿在烟草厂担任卷烟工人。在交谈中，他恳请李次山能帮忙将女儿介绍至一所位于上海的女子学校就读。李次山欣然应允，并约定次日将孩子带至家中一观。

翌日夜晚，太姥爷携同姥姥踏至大田路上的李家。李次山目睹姥姥眉目如画，聪慧伶俐，顿生喜爱，遂即决定收她为义女。

自此，姥姥搬至义父李次山的家中定居。然而，关于她入学的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她依旧在卷烟厂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当夜幕降临，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李家，尽管身心俱疲，她仍旧自愿承担起家务。家中的老少一致称赞这位姑娘懂事，李次山更是喜出望外。

02、与彭干臣结婚

1928年的春日，李家迎来了一位不熟悉的青年。李义山对此欣喜不已，热情地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畅谈。午时，他特意吩咐厨娘与姥姥精心烹制了几道家传佳肴，与来宾共举酒杯，畅饮欢谈。鉴于义父平日里事务繁忙，鲜少在家中接待客人共进晚餐，此次他破例留客，对这位来宾的亲热态度引起了姥姥的特别注意。

此后，那位青年频繁光临李府，每次来访都会与义父在书房进行深入的交谈。姥姥亦得知了这位访客的姓氏，亲切地称呼他为“彭先生”。

一日，父亲唤来了姥姥，姥姥询问：“大人有何事需要我协助？”父亲回应：“有一事需与你商议。你时常见到的彭先生，他名叫彭干臣，乃是吾辈湖北英山同乡，拥有大学学历，曾追随中山先生并肩作战。如今他在上海从商，尚未婚配。我意欲为你与彭先生做媒，不知你是否愿意？”

姥姥深信不疑，这位“彭先生”是个可信赖的良人，她感慨道：“女儿的婚事，一切自然由父亲作主。”

义父呵呵而笑，调侃道：“仙云啊，你真是个独具慧眼的孩子。”

数月之后，姥姥与彭干臣于马力斯小菜场（现名大沽路菜场）周边的石库门居所喜结连理。

那一年，彭干臣年满三十，而他的姥姥尚且年轻，仅有十九岁。当时，姥姥对彭干臣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他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党员，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陈赓、胡宗南等名将同窗共读。

1925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翌年，在北伐战争的烽火中，他成为了叶挺将军的得力助手。1927年，南昌起义的号角吹响，他身兼南昌卫戍司令与公安局局长之职。

婚后，他们选择在离李家不远处的一条狭窄巷弄中租赁了两间简朴的居所，开始了各自的生活。彭干臣频繁外出，投身于他的生意，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每当疲惫不堪地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家，他便一头栽进床榻，连续睡上整整一整天。彭干臣从不在家中透露任何关于生意的事宜，而姥姥也从未主动过问。

1929年春上，大姨妈彭伟生出生了。孩子刚满月不久的一天傍晚，彭干臣回到家来，晚饭后对姥姥说：“看来咱们得搬家了。”姥姥有些吃惊。彭干臣拉着姥姥的手，压低声音说：“仙云，今天我和你谈谈我的一些情况，我是个在组织的人，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是专门和欺压老百姓的老军阀、新军阀，和蒋介石作对的组织。过去不把这些事告诉你，是因为组织纪律要求我那样，再说告诉了你怕你担惊受怕。今天，组织已同意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因为组织要在上海办一次训练班，由我负责，你和另外几个人是我的助手。你怕不怕？”

此刻，姥姥显得格外镇定，她语气坚定地说：“你无需害怕，我便无所畏惧！”

“没错，我的眼光果然没错。”彭干臣观察到姥姥面色从容，毫无慌张之色，心中顿时感到无比安心与喜悦。他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十块大洋，语气轻松地说：“这是组织上提供的。接下来的日子里，你需自行为自己购置一些高档衣物与生活必需品，因为你很快就要成为一位富有的阔太太了。”

03、沪上“阔太太”

1929年盛夏之际，位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汇处的一栋三层花园式洋房门前，一块扁形的铜制牌匾上，以黑字醒目地镌刻着“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的字样。自此，彭干臣被尊称为“黄大老板”，而他的姥姥则被亲切地唤作“黄太太”。

自党的六大召开之后，中央军事部着手增设工作人员，以筹备军事训练班的开设。除部长周恩来与秘书长之外，彭干臣等同仁亦投身军事部，共同承担起各项职责。

中央军事训练班由周恩来与杨殷共同领导，具体事务则由彭干臣负责。工作团队中包括姥姥以及吴学宏、李宇超等成员。自1929年6月起至次年春季，训练班成功举办了三期，每期历时两至三个月，学员人数约为二十余名。授课者包括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知名人士。在训练班的这段时间里，姥姥经蔡申熙及其夫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掩人耳目，这栋洋房需伪装成一家生意兴隆的商业经销处，同时亦为黄老板一家的居所。姥姥时常装扮成富有的贵妇，前往繁华的商场选购商品，或至跑马场观赏赛马。归家时，她总是满载而归，手中提着大包小包，实则是在为学员们采购日常生活所需。

莅临授课的周恩来等一行，均以洽谈生意的商人身份出现。周恩来莅临之际，邓颖超通常伴其左右。在周恩来授课期间，邓颖超便驻足于楼下耳房，担任警戒任务。正是这段时期，姥姥与邓颖超相识，并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在放哨的同时，还不忘逗弄几个月大的小外甥，这一幕在外人看来，俨然是两位熟络的朋友登门拜访。

1930年五月，遵照中央的命令，训练班宣布停办。彭干臣迅速而妥善地处理了后续事宜，并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宣布经理处临时歇业。随后，他的一家三口也迅速搬离了位于花园洋房的住所，转至了一家大型饭店暂住。

彭干臣不仅胆识过人且心思缜密，在训练班中得以确保一切运作顺畅，无一丝差错。周恩来对其赞誉有加，称其为“一位出色的将才经理”。这其中，姥姥的教导与支持自是功不可没。

1930年夏日，中央作出决策，派遣彭干臣赴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一职，以领导该地区的军事斗争。在此期间，彭干臣的姥姥与女儿亦随同前往，姥姥则担任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工作。然而，到了九月，由于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彭干臣及姥姥等人均被组织召回上海。当年十二月，中央再次委派彭干臣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姥姥母女亦随其同行。在天津逗留期间，恰逢陈赓由上海赴津处理叛徒事宜，两位同窗战友意外重逢，这段不期而遇的相聚更是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1931年春初，顺直省委内部出现了叛徒，彭干臣处境岌岌可危，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的立场，而且面临着被捕的巨大风险。因此，中央决定派遣彭干臣与其姥姥秘密返回上海。

那年的深秋时节，在上海的广慈医院，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降临人世，他就是我们的长辈，彭伟光大舅。如同世间所有慈祥的父亲，当他的儿子那稚嫩的第一声啼哭响起，他紧绷已久的心弦终于得以放松。

1931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牢牢掌控中央。一连串的冒险举动导致上海的党组织及革命力量遭受重创，中央军委的运作亦陷入极大困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央果断决定，由周恩来、彭干臣等负责同志撤离上海，前往农村革命根据地，亲自领导武装斗争。

1932年1月的一个黄昏时分，彭干臣在凛冽的寒风中匆匆赶回家中（位于一座刚租用的老旧石库门建筑中一间狭小的亭子间），并且特意带回了一包热腾腾的肉食和一包甜蜜的糖果。姥姥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敏锐地察觉到，丈夫似乎即将有所重大的举动。

果不其然，待孩子沉入梦乡，彭干臣凝视着姥姥，语气悠然地说：“仙云啊，我即将踏上长途出差。明日，我便将离沪远赴闽浙赣根据地。你在这里仍需继续工作，照旧保持原有的联络方式，定时定点与他联系。他每月会送来四块大洋，这是组织为咱们母子三人预备的生活费用。”

翌日清晨，离别的时辰将至，他再次郑重地叮嘱道：“仙云，待我离去之后，伟生、伟光便托付于你。若不幸有变，无论你面临何种艰辛，都必须将他们抚养成人，将革命的事业传承下去！”话语落地，他俯身深情地吻了吻一对儿女，不等妻子有任何表示，便毅然踏出家门。

04、重返党组织

李次山坚辞了蒋介石所授予的浙江省主席及最高法院院长等显赫职位，拒绝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因此被其诬陷入狱，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出狱之后，他依然全力以赴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然而，他的身体最终因重病而疲惫不堪。

姥姥清晰地回忆起，那是在1936年春，义父病重之际，他对于她们母子三人未来的生活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在历经二十余日的辛劳跋涉，抵达彭干臣的故乡——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安徽英山县（现隶属于湖北）的落令河村不久，义父却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踏入落令河村已有一年有余，姥姥便安顿在了彭家的古宅之中。尽管身处陌生的环境，她却时常携着膝下的儿女，踏入异乡的街头巷尾，不辞辛劳地探寻着当地的党组织与红军的踪迹。

自七七事变爆发，大别山地区的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38年春季的一个午后，她于某村关帝庙旁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张贴的告示。告示上详细阐述了组建学生军投身抗日的倡议，且盖有县政府的大印。姥姥的目光顿时为之一亮。

她急忙赶回落令河村，将两个孩童托付给彭干臣的妹婿的妻子照料，随即急速穿越数十里的山道抵达县城。她抵达县政府门口，找到了报名点。工作人员审阅了她填写的表格后，告知她：“您的情况不符合征兵的要求。”姥姥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表达她抗日的决心，并恳求道：“只要能让我参军，孩子的安置问题我会负责。”面对工作人员的无奈苦笑：“我们是按规矩办事，县政府的规定不能随意更改。”眼见报名无望，她焦急地提高嗓音，情绪激动地喊道：“那么多亲人惨死在日本人手中，为何不让我加入抗日队伍？”

恰逢一名军官步出县政府的大门前，此人正是英山县的县长杨必声。他听见姥姥用上海话与报名处的职员争执，便上前一探究竟。在听取职员的情况说明并审视了姥姥所填的表格后，杨县长最终破例同意姥姥参军入伍。

杨必声，身为桂系部队的一名团长，奉白崇禧之命赴地方履新，担任县长一职。当时，世人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抗敌态度坚定。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实则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身份，另一部分因工作需要不可暴露身份。杨必声就是属于不可暴露身份的党员。而当时中心县委书记魏文伯（20世纪80年代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县政府工作的。这样，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和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在这个英山县联手主政，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很好的贯彻，发动民众抗日的工作搞得如火如荼。

在魏文伯夫人李静一女士及刘洁女士的引荐下，姥姥顺利地加入了党组织，这是她第二次入党。

重返党组织后，姥姥投身革命的热情愈发高涨。在教导大队结业之际，她被调至县“动委会”任职，主要负责动员各界人士和民众共同抗击日寇。

姥姥在“动委会”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了将近两年，期间斗争形势愈发严峻。一方面，随着日军不断推进，英山及其周边地区涌现出不少亲日势力，活动愈发猖狂。另一方面，自从杨必声被调回部队领兵之后，桂系政府派来的新县长却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兵痞，使得工作开展陷入困境。

魏文伯深虑，姥姥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外地奔波，生活既困苦又充满危险。他虽听闻昔日战友彭干臣不幸牺牲，却未曾向姥姥透露半分。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将母子三人托付给那位历经三年游击战争考验、与他有着深厚交情的“大别山一面红旗”——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那里相对更为安全。

魏文伯与李静一夫妇将他们的计划与姥姥商讨后，姥姥心中不免流露出一丝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

05、随新四军部队转战

姥姥携着两位孩子，历经波折，终于抵达了安徽七里坪的四支队驻所。

姥姥被分配至妇女大队，并肩负起妇女班班长的重任。班中女战士们，多数是初入军营的女学生、农村的童养媳、孤儿等。而她的两个孩子，则被委派至七里坪苏维埃老主席家中寄养。

当时，众人无不尊敬女同志，对她们与男同志并肩作战于枪林弹雨之中深感钦佩。她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更让人感受到，有了她们的加入，部队便多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出身于上海青年学生的抗日县长汪道涵，某日手持一件深色调的旧毛衣，带着几分无奈向姥姥倾诉：“大姐，这毛衣上的小动物图案实在太多，夜晚时分，它们似乎在咬噬着我的安宁，让我难以入眠。能否请您想个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姥姥接过毛衣，轻轻翻转开来，只见一片雪白之中布满了虱子，景象令她头皮一阵发麻。

汪道涵离世后，姥姥亲自烹煮了两锅沸水，将他的毛衣逐一烫洗数遍，待衣物晾干后，又亲自送至他处。汪道涵感慨道：“大姐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久居一地，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后，部队便会着手组织群众、向他们宣传。我的姥姥曾在英山县的动委会任职，她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加之身为女性，更易于与民众拉近距离。因此，当地居民与她建立了极佳的关系。

1939年6月24日，姥姥犹记得，在皖东肥县青龙厂，高敬亭这位愤怒而高傲的灵魂，经历了三天的批斗后，被新四军当时的领导宣判了极刑。

这宣布不啻一声沉闷的巨雷，把台下坐着的几千名新四军战士震晕了。蒋介石曾悬赏五万大洋买他的人头。这是姥姥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大的疑窦和最痛心的一件事。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姥姥喃喃地说：“高司令员，您现在可以安心了！”

1940年，姥姥被调至华中淮南的敌工大队。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他们身上的绑腿往往半个月才解开一次，每个人身上的虱子已堆积如山，竟也感觉不到其叮咬的疼痛，夜晚宿营后，一倒头便能迅速入眠。然而，部分体质较弱的战友，因劳累与饥饿，往往在次日清晨的集合时，无力再起身。

位于长江以北、运河畔的淮保县，姥姥不幸患上了血崩症。彼时，医疗条件简陋，营养摄取也严重不足。经过两个月的休养，她目睹形势的严峻，同志们工作繁忙，于是多次向组织恳请重返工作岗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组织上决定安排她前往“联抗”任职，主要负责民运工作。

于淮南的抗日根据地，姥姥与大姨妈、大舅并未同处一处。姥姥隶属新四军二师，而她的两个子女则就读于军政干部子弟学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与紧张的工作之余，姥姥时常挂念着自己的子女和丈夫。她心想，转眼已十年过去，若干臣尚在人世，定会设法寻觅她们。然而，多年来的音信全无，恐怕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捐躯。1953年，陈赓同志明确证实：“1935年，赣东北苏区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干臣同志即在那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2年，彭干臣受中央派遣，前往赣东北与方志敏共同开拓闽浙赣根据地，历任红十军参谋处长、新十军参谋长等要职。1934年冬季，方志敏率领抗日先遣队北征。翌年1月，红十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区不幸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彭干臣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1942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姥姥与同样在新四军后勤部门服务的张乾德喜结连理。随后的岁月里，姥姥与姥爷随部队辗转各地，最终抵达山东。解放战争胜利后，他们选择留在那里，投身于新的建设工作中。

在战乱年代，姥姥、大姨妈以及大舅也曾数年音讯全无，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他们才得以重拾联系。

06、南昌起义中的彭干臣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将南昌起义时期的公安局长误认为是朱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误解呢？

因为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确曾担任过此职。1927年2月，身为共产党员的朱德同志，受党组织委派，利用他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旧同事关系，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

同年春夏时节，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朱培德的反共面目也开始暴露。他假借名义命令朱德去赣东临川“剿匪”，这样，到4月10日，朱德便离开了公安局局长和警备司令的位置，职务由共产党员杨达代理。不久，杨达被反动派张辉瓒杀害了。6月上旬，朱德正式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此后，南昌卫戍司令王均等人发布命令，“礼送”共产党人出境。6月下旬，朱德曾回过南昌，但没几天便被反动派“礼送”离去，从此，他没有了在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的任职。7月21日，朱德接受党的指示，秘密潜回南昌，利用他在滇军中老部下的关系作掩护，秘密筹备武装起义。起义前，朱德的确宴请过敌部一些将领，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后因贺龙部一副营长叛变而未实现。但朱德请客，用的仍是旧部名义“老关系”，并非“公安局局长”。这段历史已被正式出版的《朱德传》证实。实际上，“八一”南昌起义时，朱德的身份正如民国16年（1927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公布的那样：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到职）。

实际上，朱德与彭干臣彼此间亦为熟稔的战友。两人均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他们的军事素养堪称翘楚。每当进行军事野营训练，朱德和彭干臣这两位军事素养深厚的同志，便会向其他学员传授知识。苏联教官在讲解军事理论时，鉴于翻译人员对军事知识的匮乏，往往需要朱德和彭干臣轮流进行讲解。常常是苏联教官讲述仅一分钟后，翻译人员便占据半分钟时间，而朱德与彭干臣则需详尽讲解达十几分钟之久。他们实质上充当了助教的角色，在军事技能训练和演习中，朱德和彭干臣更是被指定担任示范动作。

如前所述，彭干臣虽任职南昌公安局局长的时间并未长久，然而，在起义的前前后后，他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与努力。

07、西花厅贵宾

1961年3月，陈赓大将病逝，大姨妈和大舅以子侄的身份参加了葬礼仪式。在休息厅里，他们见到了邓颖超妈妈。邓妈妈问：“你妈妈近来怎么样啊？”他俩回答：“身体还算硬朗。”邓妈妈有些埋怨地说：“多次给她捎信，让她到北京来玩玩，怎么一直没来呀？”大舅说：“母亲工作十分繁忙。”邓母点头道：“等她来北京时，务必通知我一声，我和恩来都很期待她的到来。”

事实上，大舅并未透露一个秘密：姥姥曾多次亲自前往北京外交学院探望正在那里求学的儿子，且他曾代为转达邓妈妈的好意，邀请姥姥莅临。然而，姥姥深思熟虑后，考虑到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身负国家重任，便婉拒了，不愿给他们增添任何麻烦。

1963年新春佳节落幕，姥姥再次乘坐火车，从淄博远赴北京，专程探望她的长子。大舅于火车站热情迎接母亲抵达学院，随即挥笔致信邓妈妈，告知她母亲已安抵京城。

2月17日，正值春光明媚之际，大舅陪同母亲一同踏上了天坛公园的游览之旅。归来之后，友人告知，邓颖超女士曾专程前来拜访，恰逢你们未在。于是，他们步履匆匆，径直上楼，却在房门上的信插中瞥见一张纸片，其上字迹清晰，写着：

伟光：

我特地前来探望你的母亲，却没想到你们二位都外出未归，实属遗憾。待他日有机会，我定会再次造访。考虑到你母亲前往城中的路途遥远且不便，还是由我前往拜访更为妥当。在此，衷心祝愿你和你的母亲安康如意。

邓妈妈留

二月十七日11时到。

大舅的姥姥好奇地询问：“邓妈妈是怎么得知你人在北京的？”

大舅笑言：“信是我写的。”

姥姥说：“她太忙，不便麻烦。”

2月24日的清晨，邓颖超女士派遣她的专用轿车抵达外交学院，随车司机将一封邓妈妈亲手书写的亲笔信交到了大舅手中。

伟光：

本计划拜访您的母亲，却因临时事务而不得不推迟。昨晚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与母亲原本安排今日游览中山公园，我深知不宜打扰你们的计划，亦不愿失约，故此特地驾车前来接您和您的母亲。您们可以先入城游览公园或其他景点，我们约定在中午十二点半于我处共进便餐，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具体事宜面谈再议，祝您安康！

邓妈妈

2. 24上午

您尽可驾车畅游，随后莅临寒舍。北海团城的福建展览同样颇具魅力。

他们登上汽车，游览了人民大会堂等数处名胜。司机同志向姥姥介绍道：“这里，是总理特别关照过的。”参观结束后，汽车驶入中南海，邓颖超同志亲自出门迎接，将姥姥迎入客厅。此刻，辛勤工作了一夜的周总理正在休息。中午12点，总理醒来，邓颖超同志便告诉他，鲜云同志已经到来。他立刻起身前往客厅。

三十七年未曾谋面，时光的流转显得格外漫长。姥姥的目光中映出，昔日的恩来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步入六十余岁。尽管他的眼神依旧炯炯有神，但面容略显清瘦，眼角的皱纹也悄然爬上。

姥姥与总理交谈甚多，内容几乎全部围绕着往昔回忆，无所不谈。

姥姥感慨道：“当我观看《赵一曼》这部电影时，不禁想起了我们当年所经历的艰苦斗争岁月，那时的环境同样充满艰难险阻。四处充斥着特务和密探的阴影。”

总理笑着说：“和敌人斗争是很艰苦的，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很崇高、意志很坚定，就什么都不怕！”

交谈之际，姥姥凝视着多年未见的战友，以及已长成青年的儿子，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慨。伟生和伟光，这两位烈士的遗孤，自幼便沐浴在党的关怀之中，周总理、邓大姐、陈赓等领导同志对他们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每念及此，姥姥的眼角不禁泛起泪光。

对于邓大姐那天专程前往外交学院探望自己，却因自己不在而感到内疚，姥姥向邓大姐诚恳地道歉道：“我只是个普通百姓，理应前来拜访总理和您。然而，我总担心会打扰到您们的日常，影响您们的工作。您不畏严寒，亲自前来探望，我深感愧不敢当。”

邓大姐语气温和地说道：“鲜云同志，您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我们既是战友，更是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共同为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努力。我因有车代步，出行更为便利，故此应当前往探望您。此外，在这京城之地，您乃尊贵的客人，而我则是您的东道主。”

总理的姥姥询问道：“邓大姐身体康健，能力出众，为何不让她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呢？”

总理微微一笑，稍作停顿，随后说道：“只要我担任总理之职一日，邓颖超便不宜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

话音刚落，他望向邓大姐，邓大姐亦颔首表示赞同。就在此时，厨师将午餐送了上来。

邓大姐对姥姥说：“我们家吃饭比较简单，今天因为你来，恩来特意让加两个菜。”邓大姐还指着一个豌豆烧团子说：“这道菜可是恩来特地为你准备的。”

姥姥见总理事务繁重，连用餐时秘书都接连送来五六份文件请他审阅。姥姥心想，总理日理万机，我岂能再占用他的宝贵时光，于是便带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了。

离别的时刻，总理带着真挚的笑容诚恳地说：“鲜云同志，待到来年国庆，请您莅临北京，共赏繁华、重温旧梦。”然而，姥姥未曾想到，这次在总理府上的拜访，竟成为了与老战友永别的序章。

在山东淄博的干休所，姥姥安享着晚年的宁静生活。

姥姥2001年去世，享年95岁。

辞世前，姥姥对守候在侧的大舅等人说：“我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兢兢业业，清清白白，自信无愧于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