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街巷的记忆里，科甲巷是块抹不去的印记。

老成都人提起它，眼角眉梢总带着点复杂的情愫。

论资历，它比春熙路早生了百余年；论风光，却在时代浪潮里起起落落。

如今虽藏在春熙路的繁华阴影里，那些刻在砖缝里的故事，仍在老茶桌的闲谈中缓缓流淌。

“科甲巷”三个字，字字都沾着墨香与功名。

“科”是科举，“甲”为登科名次，合在一起，便是古代文人最滚烫的梦想——从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的全过程。

这条不足两里的小巷，名字里藏着的，正是清代四川学子的赶考记忆。

清乾隆五十一年，科甲巷正式得名时，成都城刚从战火中喘过气来。

明末张献忠之乱几乎将成都夷为平地。

清军入川后，街巷一间间重砌，直到乾隆年间，青砖黛瓦才慢慢拼凑出老城的轮廓。

也是这时候，“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涌来，沉寂的成都渐渐有了烟火气，而科甲巷，正赶上了这波复苏的浪潮。

那时，四川各州县的秀才们要赴省城考举人，总得找个离贡院近、又能集体温书复习的地方。

科甲巷恰在贡院附近，几家客栈便成了天然的“考生宿舍”。

挑灯夜读的书生、互相切磋的举子、卖笔墨纸砚的小摊……巷子里的晨钟暮鼓，都浸着“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期盼。

店家为讨个吉利，便将这考生云集的巷子唤作“科甲巷”，盼着住进来的学子都能“科科得中，独占鳌头”。

这名字一叫就是两百多年，直到科举废除，巷子里的墨香才慢慢被别的味道取代。

科甲巷的故事，从不止于科举。

它像一块海绵，吸尽了成都近代史上的风风雨雨，藏着文人名士的笔墨，也浸着英雄末路的悲壮。

清末民初的科甲巷，住着一位被戏迷尊为“康圣人”的川剧大师。

那时川剧刚从“唱堂戏”的零散状态里走出来。

1908年悦来茶园成立首个专业戏台，1912年康芷林又联合杨素兰等艺人成立三庆会，将“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熔于一炉，才有了后来“五腔共和”的川剧。

康芷林在科甲巷的家，常聚着各路戏班名角，唱腔从窗棂里飘出来，能引得半条街的人驻足。

如今巷子里虽没了他的故居，但老辈人仍记得，当年能听一段康圣人亲授的戏，比穿件新衣裳还体面。

更早些时候，巷子里还有座朱氏祠堂，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朱熹后人在此建起的宗族总祠。

青砖高墙围起的院落里，供奉着朱氏先祖牌位，每逢清明，川内各地的朱氏后人都要来此祭祖。

后来总祠嫌巷内局促，迁去了郊外，但祠堂的石础、碑刻，还埋在如今大科甲巷的某个角落，成了移民史的沉默见证。

最让人唏嘘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与科甲巷的关联。

1863年，石达开率部兵败大渡河，为保残部性命，他孤身入清军大营谈判，却被押解至成都。

当时的科甲巷一带，正是四川按察司衙门所在地，衙门里还设着四川最大的监狱。

这位“翼王”就被关押在此，最终于同治二年在科甲巷附近的刑场受凌迟之刑。

民间曾有碑记其事，可惜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如今走在巷子里，指尖划过斑驳的墙皮，仿佛还能触到那段铁与血的温度。

科甲巷的热闹，从不只属于历史。

20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成都最时髦的代名词。

那时的科甲巷，商铺挨着眼线铺，橱窗里挂着香港来的时装、广州的新款皮鞋，喇叭里放着最潮的粤语歌……姑娘们攥着工资来这儿“血拼”，在科甲巷买件连衣裙，回去能在单位炫耀好几天；小伙子攒钱买块“雷达表”，得让修表师傅在表带刻上自己的名字，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从科甲巷淘来的。

巷子里挤挤挨挨的都是人，挑货的小贩、讨价还价的顾客、背着相机的游客，连空气里都飘着胭脂香和新布料的味道。

可时代的车轮转得太快。

随着春熙路商圈扩容、电商兴起，科甲巷的光芒渐渐淡了。

曾经门庭若市的服装店关了门，老铺子换成了临时摊位，偶尔有游客循着“科甲”的名头找来，望着巷子里略显杂乱的景象，难免有些失落。

有人说它像北门的草市街，褪去了光环，成了城市更新里的旧影。

如今的科甲巷，仍在悄悄变化。

青砖灰瓦的老墙被重新勾缝，街角多了介绍历史的文化标牌，偶尔有川剧爱好者在巷口唱段《巴山秀才》，引得路人驻足。

它不再是那个“富甲一方”的时尚地标，却慢慢找回了骨子里的从容——就像成都这座城，在日新月异的高楼间，总留着些老巷弄，装着烟火气，也装着讲不完的故事。

或许，科甲巷的“今生”，不必再与谁攀比繁华。

它曾见证过科举时代的笔墨春秋，经历过近代风云的激荡，也拥抱过市井生活的热辣。

这条浸着墨香、染过戏韵、飘过霓裳的老巷，只要还在那里，就是成都最生动的活态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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