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在文革时期的官方称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该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前身——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1纵队与2纵、6纵并称林彪的“三虎”，共同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主力。若进一步追溯，其112师334团的前身是1928年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发动的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5军的一部分，而113师338团的前身则是1932年由吴焕先等人重建的红25军75师的一部分。

1937年8月，两部分别演变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其中，112师的335团与113师的337团，它们的起源同样源自以红军干部为核心组成的115师的一个营及其一个补充团。至于该军的114师，其前身是东北军的111师。1942年，该师举行起义，投靠了我党，随后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在“三虎”部队中，1纵、2纵与林彪的关联，远不如6纵那般深厚。6纵的16师，即后来的43军127师，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独立团——也就是中共早期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即“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至该团担任见习排长，从而开启了其革命军事生涯。

理解历史背景至关重要。不应过分强调38军与林彪个人的关系。若必提林彪的亲信部队，那么唯一当之无愧的应为127师。提及38军为林彪的嫡系，为何不提及它是彭德怀赖以成名的基石？1纵在东北战场的出色表现，一方面源于其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得益于林彪的高明指挥，而这与其是否是嫡系并无直接关联。

1953年7月至8月间，38军圆满完成返国任务，并在吉林省长白山脉西南麓集结。军部领导机关设于通化市区，下辖的112师师部坐落于通化市郊的庙沟地区；113师师部位于山城镇；114师师部则设在海龙。

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第21军，自山西迁至西安与宝鸡一带，其编制自北京军区转隶至兰州军区。同时，驻扎于甘肃平凉的陆军第62师，亦回归至21军的序列之中。

第69军，自河北保定地域迁至山西，肩负起接替第21军防御任务的使命。

第三十八军，自吉林通化地域调至河北保定地域驻防，承担起接替第六十九军的防务重任，并从沈阳军区划归北京军区管理体系。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军、69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大军团的接连调动，影响深远，时间紧迫。根据38军军史记载，2月15日凌晨4点钟左右，部队接到移防的预先命令。当天，军部的主要领导人员便搭乘飞机提前抵达。到了16日零时15分，部队收到了沈阳军区转发的“部署调整”指令。而在18日19时12分，先锋部队的第334团1营乘坐火车从通化启程。从接到预先命令至首列火车出发，整个过程仅仅耗时三天。

据此军史记载，我们确切地了解到，38军实施调防至保定的行动发生在1967年2月，并非在“文革”爆发前夕。这一时点距离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问题，已过去了近十个月。

38军进驻保定地域后，其代号更迭为4800部队。时任军长李光军，年满48岁，政委王猛，亦年届47岁，二人皆是38军的新任领导者。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士，出身于新四军三野。1947年，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第十七团的团长。随后，他升任由第六师改编而成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的师长。在1956年至1959年间，他远赴苏联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历时四年。归国后，他先后担任了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和第六十四军军长。1964年，他从大校晋升为少将，同年，他接替邓岳，出任第三十八军军长。

王猛，籍贯河北盐山，曾身披八路军——二野戎装。他先后在二野16军46师担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及师政治委员等职。1954年，他被调往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1961年，他晋升为校政治委员，获正军级待遇。同年，二政校被撤销，王猛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提出重返野战部队的请求。尽管未能获得正军级的职务，他甘愿接受降职，被任命为38军政治委员。1964年，他与李光军一同晋升为少将。1966年12月，王猛接替于敬山，出任军政治委员一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38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进驻，反而给杨所力挺的北京军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明末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及保定的军事战略地位时，曾言：“山峦雄峙于西，众多河流汇聚于东。宣府与大同构成其天然屏障，倒马关与紫荆关则成为关键的阻隔之地。内外相连，拱卫京师，实为要地。往昔河朔之地遭遇战事，保定往往首当其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保定成为河北省的省会、省军区以及69军军部的驻地。然而，到了1958年，省会及省军区迁移至天津。紧接着，在1966年4月，中央政府开始筹备将天津提升为直辖市，随后，河北省的省会和省军区再次从天津迁回保定。

1967年伊始，河北省军区及第69军介入了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2月11日，官方宣布“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一总部”）为一反动组织，随即调动27个连队，采取武力手段，强行解散了“八一总部”及其他多个群众性组织，并逮捕了1200余人，其中238人被押入监狱。

38军初入驻新防线，于2月24日接到指令，与省军区协同，共同承担保定地区的支援地方工作，并设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进行了明确的职责分工：由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常委兼副军长刘海清和副政委邢泽辅协助，他们主要负责保定市的支援地方工作，坚守在一线；而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则负责军内事务，对外事务则由他亲自出面。

在保定地区介入支左工作的初期，38军尚未形成明确立场。自1967年4月起，随着“八一总部”平反问题的发酵，保定地区的造反派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重组，形成了以“工总派”（亦称“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又称“革命红楼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其中，态度相对稳健、保守的“工筹派”赢得了省军区的支持。而被省军区所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则主动向刚刚到来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鉴于38军与河北原有的权力集团毫无瓜葛，且在感情倾向上更偏向“工总派”，双方迅速达成了共识。

在38军与省军区（当时被誉为保定的“两军”）对于支持对象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日益加剧，关系逐渐疏远，裂痕愈发明显，最终演变成水火不容的局面。与之共荣辱的北京军区对38军持有不少微词。保定两派势力均依赖军队支持，冲突频发，武斗现象层出不穷。其中，1967年6月22日至23日，在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发生的冲突尤为严重，双方近万人展开大规模混战。尽管38军和省军区赶到现场试图平息事态，但效果不佳，导致7人丧生，近3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十名部队人员）。

为应对保定之困，八月间，中央政府下令，要求保定两派代表赴京进行汇报。在此次会晤中，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政委曾美，以及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等将领，共同签署了旨在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尽管武斗有所缓和，但双方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1967年12月至次年1月，陈伯达在郑维山代司令员、李雪峰政委等人的陪同下，对河北省进行了实地考察，旨在为省革委会的组建扫清障碍。当时，河北省内的各军、省军区普遍倾向于保守势力，唯有38军坚定地站在激进派一边。为了尽快稳定局势，陈伯达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北京军区的立场，并对38军所支持的派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郑维山在1968年1月6日于邯郸炮14师驻地会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及驻军负责人时，曾言：“农造团的首领崔士林，其父崔田民——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曾借501狂派（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铁道兵团”）之手，将势力伸向石家庄，成为河北反军势力的头目。崔士林则借助造反团之力，试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插手保定及各县，破坏大联合，致使各县的大联合运动均遭受破坏。自五月以来，他更是对群众、对河北省军区、对北京军区采取对抗措施……”。

“农大造反团”作为“工总派”的中坚力量，并得到了38军的鼎力支持。陈等人的发言虽未直接提及38军的名称，却无形中对其施加了压力。

唯有北京军区内部人士知情，38军的调动乃毛泽东亲自批准，部署至保定。至于毛泽东与林彪对38军的看法，郑、李等人难以捉摸，不宜过于鲁莽行事。相较之下，不如暂且退让一步，以避其锐气。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与李雪峰联名向毛泽东及党中央递交了《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之际，将省会从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其依据是“石家庄在文化大革命中位居全省前列，工人阶级的力量尤为雄厚，具备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条件”。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中央文革小组随即批复，批准了郑维山和李雪峰的请示。

1971年1月，华北会议召开之际，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回顾了相关经过，进行深刻反思：“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与初期，陈伯达亲自在筹备会议上发表讲话，旨在进一步削弱三十八军的势力，并对另一派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他主导了省会迁移的计划，最初由他提出建议，我及郑维山同志均表示赞同，遂联名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采纳了他所编造的迁移理由，以此误导了中央”。

未满两年，河北省会屡次迁移，的确颇为烦扰。事后，有人声称这是郑、李二人有意让38军遭受尴尬，这种说法似乎并非全然无理。石家庄曾是63军军部的驻地，在河北省革委会的成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以及曾美均担任副主任之职，而其他驻军的首长，诸如38军军长李光军，则仅列为常委，这样的配置本身就难以避免地带有亲疏之别。

1968年三月，"杨余傅事件"爆发。杨成武曾是郑维山的前辈领导，然而此刻却被突然免职，这一举动无疑给了郑维山一个沉重的打击。在郑维山自身难保的情况下，38军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从三月到八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保定两派代表以及两军参与的大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该学习班历时五个月，在中央的监督下，经过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积极协调，两军与两派均作出了一些妥协。经过协商，八月中旬，保定地区及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地区革委会的主任一职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十月，李光军突然接到调令，被平调至武汉军区担任副参谋长。这一调动显得过于仓促，颇显不寻常。据张云生所述，李光军的调离是由杨成武在担任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期间提出的建议，杨同时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接替空缺。

将此事上报至林彪处，林彪却不同意徐信调任38军，而是有意在本军内部提拔刘海清接任军长，此事遂被暂时搁置，从而对杨成武产生了猜疑。至于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发生在杨成武被免职半年之后，内情是否如张云生所述，今日已难以追溯。然而，北京军区对李光军的倾向不佳，这应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接替李光军军长一职的是刘海清而非徐信，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

11月，省军区机关正式随省会迁址，从保定迁至石家庄，此举使得38军的压力显著减轻。

1969年，38军翻身。

二月之际，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将王猛召至京城，当着郑维山的见证，明确指出：保定之问题，应由38军承担全部责任，北京军区不得插手，河北省革委会亦不得干预，河北省军区亦不得介入。自此，保定问题需直接向谢富治汇报。谢富治并未透露此决定出自何方，然而王猛敏锐地察觉，此非仅限于北京军区一层的决策，显然是中央层面的重要决定。

李雪峰、谢富治与刘格平。李雪峰系兼职，刘格平常驻山西，实际权力已逐渐向谢富治倾斜。当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人事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成为军区党委的核心成员，谢富治位居首位。谢富治对38军给予较为宽松的支持，其处理事务的态度亦显得较为公正，事情的发展似乎正朝着有利于38军的方向迈进。

自从保定沦为38军的独裁统治之后，王猛对两派势力实施了严格而高压的政策。七月，38军与保定地区革委会共同发布了“七二二”布告，其中明确了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返回工厂或学校，并按照系统、行业和班组进行大规模联合，同时坚定地打击反革命活动等一系列强制性的指令。

8月10日，保定市体育场内举行了“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吸引了十万民众踊跃参与。此次大会，38军、北京军区以及保定地区和市革委会的领导纷纷上台发言。会上，对两名拒不服从“三个布告”的“行凶杀人犯”进行了死刑宣判。在强有力的震慑下，至8月底，保定地市成功实现了“三结合”。至10月，武器收缴工作圆满完成，武斗设施被悉数拆除，参与武斗的人员亦均回归各自工作岗位，武斗行为得以彻底停止。

军事工作方面，38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部下辖三个摩托化师，以及直属的炮兵团、火箭炮团和高炮团各一个。每个师则下辖三个摩托化团，并配备坦克团、炮兵团和高炮团。到了次年10月，38军顺利完成了改编任务，成为全军中首个实现摩托化建设的军队。

1969年10月至12月，63军从河北迁至山西，其领导机关亦从石家庄迁至太原。原本被北京军区视为“刺头”和“骄傲自满”的38军并未被驱逐出河北，反而，“华北山头”的“老大”63军却离开了河北，这不禁让人感到一丝讽刺。次年3月，38军的党委第一书记兼政委王猛被增补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38军的负责人首次跻身河北省的核心领导层，这在两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各位林、周、康同志及中央、军委同仁们：探讨为何允许陈伯达随意行动和发表言论。他在北京军区并无正式职务，中央也未授权他处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军政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伯达成为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实际领导者？

林彪同志曾向我坦言，他已不便再与三十八军的人士进行深入交流。北京军区针对陈伯达同志的问题，未曾召开过专门会议进行集中讨论，仅在各省市及各军中进行了传达，由此导致思想沟通不够充分，全军团结的力量尚未得到有效凝聚。关于上述建议的可行性，恳请您予以审慎考虑。

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

首先，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双重身份，前往河北各地协助化解两派之间的纷争，此行为并不构成越权。平息地方上的两派纷争，并非单纯的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亦无权干预一位政治局常委的行动。更不用说，陈伯达的举措完全契合了当时的“大方向”。

其次，毛泽东提及“林彪同志曾向我表示，他已不便与三十八军的人士进行交流”，此举将原本与此事无关的林彪牵涉其中。林彪是否当真对毛泽东有过如此表述，存有诸多疑虑。事实上，对于38军以及北京军区其他军队之间的矛盾，林彪始终谨慎行事，避免直接表态。依据现有资料，自38军被调至保定后，林彪未曾亲自前往该军，也未召唤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负责人亦未曾单独求见林彪。

这亦是“9·13事件”发生后，38军各负责人得以置身事外、安然无恙的关键所在（至于《571工程纪要》将38军划为“可用力量”，实则只是林立果的个人意愿，与38军并无实质关联）。

不论如何，38军的批陈报告为毛泽东揭示了一块“绊脚石”，进而将其投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当月，王猛便得到了晋升，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职务。次年七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下，中央决定任命王猛为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在王任职期间，他对江青等人干预体委工作逐渐产生不满，并采取了抵制措施。江青对王也心生不快，意图在“四届人大”之际，借助机会提升庄则栋以取代王的位置。王对此心知肚明，便欣然离开体委。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他被调回部队，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应国务院相关负责人的请求，王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担任主任职务（同时保留军内职务），并在1981年7月再次回到部队，晋升为广州军区政委。至1985年，他以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

文革期间，体育外交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猛以国家体委主任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声名远播。有知情者表示，凭借王猛的才华，他在80年代本有望攀登更高的政治高峰。然而，在我看来，尽管王猛曾对陈伯达表示不满，与江青有过正面交锋，并在国家体委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诸多贡献，但他也曾支持保定地区的造反派。这一点（这在文革的特定环境下本无可厚非），在军队领导人邓小平的心目中却大大降低了他的评价。王猛能够以大军区正职的身份安全着陆，相较于他的同行，已属幸运之极。这些往事，便留待后续再谈。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意见的通知》，依据该《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于各地及单位已成立党委之处，逐步撤销“三支两军”的相关机构，并有序撤回相关人员。

1971年，徐炜接替刘海清，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彼时他正担任38军副政委。在随后的翌年三月，即中央《通知》发布之后，徐炜亦被调回部队。在军队管理的高峰期，38军不仅负责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工作，下辖22个团，而且还将干部战士派遣至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及大专院校，参与“军管”和“军训”工作。例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遵命前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一职。

1974年，我国展开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意图挑选“批林批孔”及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最终锁定38军。她派遣工作组前往38军113师338团8连，开展“批林批孔”的试点工作，并向该连队提供了相关材料。面对形势的压力，38军亦不得不派人前往8连“总结经验”。这些所谓的“经验”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屡次刊登，使得8连声名鹊起，闻名全国。

在当年的7月28日，王洪文与江青邀请了北京军区的三位主要负责人以及38军的四位领军人物，一同前往北京北海的仿膳堂共进晚餐。翌日，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一行人于38军逗留了一晚，并召开了河北省、驻保军、地的主要领导以及338团第八连全体成员参加的接见大会。在会上，王洪文和江青发表了讲话，并赠送了书籍，江青更是即兴创作了一首“顺口溜”以赞誉38军，场面热闹非凡。然而，随后的事实却证明，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徒劳无功。表面上虽是虚情假意，但这或许是无奈之举；在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1974至1976年间，保定地区再次陷入“批林批孔”、“批邓”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荡之中。面对武斗与混乱，河北省委与省军区显得力不从心，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派遣早已与地方“三支两军”分离的38军介入。1976年11月15日，由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担任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担任副组长，以及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等组成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正式进驻保定。

38军接令于11月16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实施武装封锁。随后，军部展开行动，收缴武器、拆除防御工事、解散武斗队伍。至12月13日，保定地区组织了500余人前往北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主办的“学习班”。与此同时，由省委和38军共同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与当地市委紧密协作，使得局势迅速好转。保定，这个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荡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