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瓶被普京调侃可能是“洗衣粉”的白色粉末吗？ 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高举那支试管，成为了入侵伊拉克的理由。

二十多年过去，强权政治的剧本似乎仍在重演。 当大国以“正义”之名随意挥舞军事大棒，当组织以极端手段对抗不公，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更深重的灾难。强权逻辑下的决策，常常建立在对复杂历史的漠视和对现实权力的过度自信上，其结果往往是误判、破坏和无穷的后患。

萨达姆政权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历史记录显示，他确实曾拥有并使用过化武。 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造成约两万名伊朗人死亡、近十万人致残；对付库尔德人时，化学武器更是造成了近二十万人的伤亡。 1991年海湾战争后，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伊拉克销毁这些武器。

2003年美国的指控焦点并非是萨达姆“曾经拥有”化武，而是指责他在1991年后“仍在继续生产和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尽管联合国核查人员确实找到了5000多件1991年前生产、尚未销毁的化学武器，但始终未能找到1991年后伊拉克继续生产化武的直接证据。

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独发动了战争，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有强烈意图并可能已在暗中准备继续拥有这类武器。 这种基于“可能”和“意图”而非确凿证据的军事行动，彰显了强权政治的逻辑：我有力量，我认为你是威胁，所以我就可以打你。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什么后果？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萨达姆本人被处决。 但战后伊拉克并没有迎来美国承诺的稳定与繁荣，反而陷入了漫长的动荡和教派冲突。

强权政治的愚昧不仅体现在大国身上。 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的一个主要政治和军事组织，其成立于1987年，旨在通过武装斗争抵抗以色列占领，并明确拒绝承认以色列，其目标是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约1200人死亡，并将约250人劫持到加沙地带作为人质。 这种行为无疑给以色列提供了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正如当年萨达姆的模糊态度给了美国一样。 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

哈马斯是否认为手中的筹码足以对抗一个军事强国？他们是否低估了以色列彻底消灭他们的决心？ 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角度看，哈马斯的策略同样充满了强权思维的愚昧——认为通过极端手段和挟持人质就能改变力量对比的天平。

强权政治的特点在于，它迷信力量的效用，却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 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干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在智利，美国因为担心左翼领导人阿连德上台后会成为“第二个古巴”，从而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阻止其执政并最终支持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其政府。

美国通过中情局在智利资助右翼团体和媒体，发布大量攻击抹黑阿连德的信息，在阿连德当选后更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一起下手削弱阿连德政府，为政变创造条件。 政变后的军政府统治给智利造成了巨大伤害，超过4万人因政治原因被捕，3000多人死亡或失踪，至少20万人流亡海外。

同样在危地马拉，20世纪50年代初，仅仅因为民选政府推行土地改革触动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美国就扶持代理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合法政府。 这些行径都体现了强权政治的根本逻辑：任何影响美国利益的人都会自动成为其敌人。

强权政治的另一个愚昧之处在于其双重标准。 美国自己可以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情报网络和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却可以以“安全威胁”为借口打击他国；自己可以随意干涉他国内政，却指责他国不符合“民主标准”。 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如何能让国际社会心服口服？

强权政治常常低估了民族主义的韧性和反抗的长期成本。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以色列在加沙，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军事上可以轻易取胜，但难以赢得真正的和平。 暴力只会播下更多仇恨的种子，这一点在巴以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强权政治的思维模式往往是零和博弈，认为一方的收益必然来自另一方的损失。这种思维完全背离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实际，也无视了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气候变化、传染病、经济危机等问题都需要全球合作而非对抗才能解决。

从伊拉克到智利，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强权政治无论是在大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身上，都展现出一种共同的愚昧：过度迷信力量的作用，低估对手的韧性，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基本尊重。

强权政治之所以愚昧，不是因为它没有力量，而是因为它太迷信力量；不是因为它没有理由，而是因为它总能为自己的行动找到“理由”；不是因为它不懂策略，而是因为它忽略了最基本的人性和历史规律。当力量成为唯一的语言，对话与和解的空间就被压缩殆尽，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双输而非单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