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第四野战军中将以上共有62名，他们主要以红一方面军出身将领为主，非“双一”出身的倪志亮中将受关注度不高，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赫赫有名的一线将领，为什么起伏如此之大？本文就来做简要分析。

倪志亮是北京市人，他是开国将帅中少有的北方而且是大城市出身的，黄埔军校4期毕业，后辗转去到鄂豫皖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工作，四方面军成立前他就是第十师师长，整编为红四方面军后他先兼任十一师师长，可不要小瞧这个师长，当时的师政委是李先念，下辖的三个团长是陈再道、孙玉清、程世才，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为了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所以说四方面军成立早期倪志亮的地位相当高。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进行木门整编，他担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位列红四前五号人物，可以说早早就迎来了人生巅峰。他长期在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后又兼任红军大学校长，草地风波后，他又担任了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主管后勤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倪志亮担任129师参谋长，该师主要由四方面军改编，四方面军参谋长担任129师参谋长属于平级调动，1938年他担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这是太行军区的前身，所以这个二级军区的军事主官职务也基本匹配其四方面军参谋长的身份。1939年，他就被召回延安去马列学院学习，晋冀豫军区被改编为太行军区，师长刘伯承兼任该军区司令员，倪志亮至此也结束了129师的工作。补充一句，接替他工作的李达在1955年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解放战争开始后倪志亮到东北先担任地方军区司令员，后出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四野入关后他历任武汉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中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这些学校的校长都是由林彪兼任，所以倪志亮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负责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这也和他是黄埔四期毕业懂得军事教育是相关的。

解放后，倪志亮离开军队去朝鲜担任大使，正好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他的工作十分重要并且繁忙。两年后他抱病离开朝鲜，担任后勤学院副教育长，在1952-1954年的评级中倪志亮被评为准兵团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被授予三个一级勋章，两年后他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以倪志亮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高位，最后成为中将，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大部分原四方面军将领确实在抗战开始后受到打压，他在抗战初期任129师参谋长，辅佐刘伯承师长，但短短一年半后就被调去延安学习，开始走下坡路。包括李先念、程世才、詹才芳等军级将领其实抗战初期级别均不高。

第二方面原因是抗战早期他没有到385或386旅担任作战部队职务，385旅是原四方面军红四军班底，386旅是红三十一军班底，很多原四方面军将领去了作战部队之后，如陈锡联、陈再道、谢富治等等还是凭借战功最后成为了开国上将，而倪志亮因在师部机关，深入一线机会少，所以最后去了延安学习对作战影响不大。

第三方面原因是抗战后日本投降，本已被任命新四军参谋长的倪志亮失去了去山东的机会。抗战后期他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协助陈毅军长工作，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新四军的三任参谋长张云逸、赖传珠、陈士渠至少都是上将及以上军衔，而倪志亮却因为山东当时没有战事，所以只能奔赴东北，错过了留在山东任职的机会。

第四方面原因是倪志亮解放战争所在的四野人才济济，他并没有发挥的空间。四野是一方面军和115师的老底子，人才多、资格老，能征善战者不计其数，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只有洪学智以其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身份跟随黄克诚大将出关，他在东北有带领一线部队（第六纵队）的机会，其他诸如詹才芳、周纯全、胡奇才、程世才这些将领要么长期做后勤、要么在地方军区、要么带领非主力部队（第九纵队）或者担任副职，基本上都与一线主力部队军事主官无缘。

由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倪志亮的军事生涯高开低走，平心而论，对于他这样一个黄埔四期毕业，早期在四方面军身居高位，最后被授予中将还是稍显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