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德战起。
纳粹德国的部队发起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苏联民众纷纷挺身而出，展开了英勇的抵抗。在这场激战中，一名来自我国的红军女战士不幸遭受了战火波及，于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行动中英勇献身。
她，便是邓小平的继室——金维映。作为参与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之一，她在长征途中曾亲自为贺子珍接生。
1904年，金维映在浙江舟山降临人世，恰与邓小平同年同月。
金荣贵先生，虽略通文墨，却只是客店中的一名普通职员。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维系于他那份微薄的薪水，过得颇为艰辛。
那一年，金维映年仅八岁，家乡遭遇严重的饥荒，为了生计，她随父母一同背井离乡，远赴定海安身立命。
她与母亲及叔婶一同以制作纸花、折叠锡箔等祭奠用品为业，以此补贴家计。尽管家境贫寒，她却得以踏入县立女子小学的校门，继续学业。
沈毅校长，一位声名远扬的爱国先驱，他的言行如春风化雨，在金维映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沈校长的慷慨资助下，金维映得以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顺利完成学业后，她回到了故乡定海女小，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看到女儿成为了一名教书育人者，沈校长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欣慰。
1926年深秋，宁波的党组织踏上舟山，致力于党员的培养工作。思想进步的金维映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她积极参与组织的活动，协助成立了定海党支部，并成为该支部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自那时起，金维映日间投身教学，晚间则投身于革命事业。她领导工人展开罢工抗争，旨在改善劳动环境，提升薪酬水平；同时，她亦将当地的渔民与盐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地主豪强的长久压迫，由此在当地赢得了“定海女将”的美誉。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金维映因其在革命事业中的积极投身与严谨的工作态度，不幸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之中。
在蒋介石的严厉清剿之下，舟山地区笼罩于一片深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金维映不幸落入了特务的魔爪，被拘禁于牢狱之中。幸亏战友们及组织的不懈努力，她很快得以被成功解救出狱。鉴于故乡已不再安全，她不得不作出转移的决定。
某日，她轻声向父亲透露：“我即将前往上海从教。”
父亲闻言，心中不禁一紧。他深知，女儿以教书为名，实则投身革命。他沉默地审视着女儿，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唯有默默地点了点头。
金维映与亲人泪眼相送，却不料自此一别，她便与故乡失之交臂，再未归来。
抵达上海后，金维映投身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投身于秘密的工人运动。彼时的她，年方二十余岁，身材高挑，气质优雅，却不见少女的羞涩，一举一动间流露出不凡的气概。同事们对她都亲昵地称呼为“阿金”。
在上海的时光里，金维映与未来的第一位伴侣——邓小平先生相识。
1928年，邓小平与他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喜结连理，两人的感情深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婚后仅仅两年，张锡瑗便在生产过程中不幸患上了产褥热。
彼时医疗设施简陋，治疗条件不佳，张锡瑗不久后便撒手人寰，年仅二十四载。与此同时，她刚诞生的幼子亦未能幸免于难，不幸夭折。
邓小平深感哀戚，但革命重任在肩，他竟未及为妻子儿女安葬，便急速前往广西。在临别的时刻，他泪眼朦胧地将埋葬妻子的重任，托付给了中共特科的战友李强。
1931年夏日，邓小平获准前往中央苏区履职。
此刻，年方27岁的金维映已然成为一名资深的女性革命者。恰巧，组织委派她前往中央苏区履职，与她同行的，正是邓小平。
在失去爱子爱妻的剧痛中，邓小平尚在哀伤之中未能自拔，然而，金维映的体贴入微与热情洋溢的陪伴，为他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使得他的情绪逐渐平复，心情好转了许多。
他们自上海登舟远航，途经广东汕头，巧妙地绕过了国民党哨兵的严密盘查，悄然抵达福建永定。随后来到了上杭、长汀，一路辗转，最终抵达了瑞金的叶坪。
在这共同经历的艰难困苦中，两颗年轻的心灵逐渐贴近，感情迅速升温。尚未踏入苏区的门槛，情意相投的他们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段感情持续不到两年。
抵达苏区后，邓小平相继出任瑞金与会昌两县的县委书记职务；与此同时，金维映也分别担任了于都与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夫妇俩由此变得异常繁忙。
彼时，蒋介石正集结五六十万大军，对苏区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攻势。金维映带领新组建的独立团，毅然奔赴赣县，投身于抗击“围剿”的激战中。
弹雨如注，炮声轰鸣，金维映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决然地冲入战场，直面敌人。警卫员紧握住她的衣襟，力劝她撤退，但她轻轻一挥手，断然回应：“无需多言，此刻正是关键时刻！若非我冲在最前面，又有何人敢担此重任？”
历经四天三夜的激战，红军最终成功击退了敌人的猛烈攻势。
在那反“围剿”斗争最为激昂的岁月里，金维映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全力以赴地动员群众投身红军队伍，并积极为前线部队征兵募粮，助力当地百姓改善教育条件。她将满腔的热情与全部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那无尽的革命事业之中。邓公亦是如此，心系革命，全力以赴！
热烈的革命浪潮使得这对夫妇不得不分隔两地，相聚变得极为罕见。由于聚少离多，他们的感情不可避免地逐渐疏远，最终金维映与邓小平的关系渐行渐远。
1933年5月，由于种种因素的交织，金维映与邓小平宣告了婚姻关系的终结，结束了这段为期不长的联姻。
1972年，邓小平同志重返都城，追寻往昔的足迹，并向当地干部深情地提及了金维映的名字。在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同样不乏对金维映的描述，书中详细记载了邓小平与金维映的相知相守，以及他们之间情感纠葛的离合悲欢。
1933年十月，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党中央随即发布命令，号召苏区民众积极参与红军，为前线提供有力支援。
面临革命的关键时刻，金维映肩负起瑞金突击队队长的重任，积极开展“扩红”和征粮的动员工作。她不辞辛劳，穿梭于乡村之间，确保了扩红和征粮工作得以稳妥推进。瑞金突击队在她的带领下，成功动员了3200名新兵，并征集了11200担粮食，为红军长征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维映同志在革命事业中所展现的卓越贡献，赢得了苏区领导层的高度赞誉。
不久，金维映被任命为组织部组织科的科长，从而有幸与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资深革命者——李维汉相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情感逐渐升温，并于1934年喜结连理。
1934年10月，鉴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挫败，中央红军毅然决定实施战略性的大转移，从而拉开了闻名遐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八万余人，怀着深沉的悲痛与壮烈的情怀，与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依依惜别，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征程。在这支队伍中，金维映与邓颖超、贺子珍、蔡畅等三十余位女红军战士，亦随部队一同远征。
长征伊始，金维映等同志便被纳入“红章纵队”，肩负起宣传与扩红的重任。
在长征伊始，红军主力屡次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然而，敌人并未就此罢休，他们紧追不舍，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空中飞机与地面大炮狂轰滥炸，众多英勇战士为此英勇捐躯。
直至红军深入云贵川腹地，方逐渐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然而，一旦离开了根据地，由于无法获取粮食，众多红军战士往往忍饥挨饿。特别是在遭遇战斗和长途急行军的情况下，女战士们的身体承受的压力更为巨大。
鉴于部分同志身体羸弱，病情缠身，红军特意设立了休养连，由金维映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在每一次出征前，她不辞辛劳，穿梭于队伍之中，为战士们高歌、说唱快板，以此鼓舞士气；每抵达一处宿营地，她又忙前忙后，精心安排大家的饮食与住宿。
金维映的坚韧不拔与乐观态度，深深感染了众多同志。
1935年二月，英勇的红军成功穿越赤水河，攀登了险峻的白沙山。
恰逢其时，贺子珍的分娩之期将至。早在红军长征启程之前，她便怀上了毛主席的骨肉。在漫漫长征途中，她的腹部已显怀胎之态，不得不依靠担架来随军跋涉。
恰逢此时，她的腹部突然袭来一阵剧痛。金维映和红章纵队的女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聚集起来，纷纷动手准备用品，协助贺子珍同志顺利分娩。
贺子珍被安置于一间茅草搭建的小屋之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终于响起了那稚嫩的女婴啼哭之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松了一口气。面对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志们甚至无法为新生的小生命寻得一件裹身的衣物，只得用白色的土布将婴儿轻轻地包裹起来。
在长征途中，红军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行军过程中不得携带婴儿。这主要基于两个考虑：首先，担心婴儿的啼哭声会招引敌军；其次，考虑到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婴儿的存活率将大受影响。
孩子最终被送给了当地老乡抚养。
母子情深，贺子珍的苦楚不言而喻。她再度被安置于担架上，随队伍踏上征程。此后，贺子珍多方探寻那名孩子的下落，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如愿。她深感懊悔，未能留下任何可以日后辨认孩子的线索。
贺子珍在将孩子托付给同乡抚养之际所承受的痛苦，不久便同样深刻地触及了金维映的心扉。
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中，敌人的围追堵截固然艰难，但相较之下，攀登覆盖着千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一望无际的草地，其艰辛与折磨更是难以言表。金维映与蔡畅等同志随右路红军自毛尔盖启程，一路北上，她们所面对的，是无尽蔓延的草原，是千年积雪覆盖的巍峨雪山，以及难以承受的饥饿与严寒。
同志们身着单薄，面对雪山的凛冽寒风，他们的面容已被冻得呈现出青紫之色。夜幕降临，众人只能紧挨着彼此，以体温相互慰藉。
越过雪山，便是连绵的草地。金维映及战友们在辽阔的草原上行进，历经了七天七夜。这片草地上布满了沼泽，一步踏入，便如陷泥潭，难以自拔。部分战友因饥饿而体力不支，行走中突然倒地，就此长眠。
众多英勇的同志，在攀登雪山、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英勇献身。
1935年10月19日，金维映伴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长征的辉煌胜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抵达陕北之后，金维映依旧执掌组织部组织科的重任，而她的丈夫李维汉则担任着组织部的部长一职。尽管身处同一部门，这对夫妇却鲜少能够相聚，常常是聚少离多。
1936年9月，金维映在保安之地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为这个孩子取名为李铁映。然而，为了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她忍痛割爱，将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托付给了当地的一位淳朴农民家庭，泪水难掩内心的不舍。
直至1937年，金维映与李维汉的生活方得安宁，他们便将孩子从乡邻家中接回延安，在那片土地上共度了一段温馨而幸福的时光。
在长期的辛劳与艰苦生活磨砺下，金维映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疾病如影随形，将她完全击垮。
1938年春季，组织决定派遣金维映与蔡畅、刘群先等同志赴苏联接受治疗及深造。在这段艰难的时刻，金维映无奈与心爱的丈夫以及年幼未满两岁的孩子依依惜别。
她一去不复返。
1938年五月，金维映等同志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彼时，他们既投身于学习深造，又致力于疗养恢复。
灾难降临得如此措手不及，1941年6月，德国纳粹对莫斯科实施了猛烈的空袭。在这场空袭中，金维映与刘群先英勇捐躯。金维映在献身时，年仅37岁。
金维映在苏联末期，少有人知。
林伯渠之女林利曾忆述：“尽管她身体状况不佳，学习却始终一丝不苟。她曾向我提起，十分挂念在延安的孩子们。此后，她竟然彻夜未眠，紧紧拥抱着与自己同住一室的蔡畅痛哭，蔡畅亦忍不住与其同悲。”
身处异域他乡，加之消息的突然性，国内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归来，方才揭露了她在敌军炮火中英勇牺牲的悲壮事实。
自新中国成立的时刻起，那位于浙江舟山的老家亲人们便未曾停止过对她的踪迹追寻。
因投身革命事业，远离故土，她与家乡的亲人失联已有数十年之久，加之她屡次更名，使得寻访之路变得极为艰辛。
直至80年代，某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关于红军女战士参与长征的报道，文中提及一位舟山籍的女战士，名为“金维映”。直至其家人得知此事后，方与北京取得联络。自此，金维映的革命英雄事迹方始广为流传。
1990年，故乡的亲人为那未归的女儿修缮了她的故居。岱山县的金维映故居内，摆放着一个略显陈旧的空木箱，该箱成为金维映遗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
金维映的一生，辉煌灿烂，却不幸在37岁那年画上了句点。
她的一生虽短，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党的辉煌事业倾注了满腔热血，贡献卓著。她当之无愧地荣膺“巾帼女杰”的美誉，更是党和人民心中的英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