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这首诗，相信广大读者都耳熟能详，它是我国课本中的必背篇目。其中，“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正是描绘了长征途中那场惊心动魄的“飞夺泸定桥”战役。

毛主席曾对斯诺言道：“渡过大渡河，乃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节点。若红军在此遭遇败绩，其存续之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由此观之，当年在滚滚大渡河之畔，红军所遭遇的，实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洞悉彼时红军所承受的艰难境遇，便能深刻领会毛主席那句话并非言过其实。

首先，让我们来提及一个基本常识。“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实质上指的乃同一历史事件，它们的目的均为成功横渡大渡河，不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说，起初的计划是从安顺场乘船过河，然而这一方案未能如愿，最终转而选择了通过泸定桥来跨越这条河流。

然而，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叙述，始终伴随着诸多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非源于复杂的原因，一幅图便能清晰阐释。

观察图像可见，光滑的铁链上立足不稳，而红军敢死队仅二十二人，却能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这无疑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境。若在桥头部署一挺机枪，不论多少人尝试，恐怕都难逃“送死”的命运。

质疑无问题。

然而，事实不容忽视，正是红军成功夺取泸定桥，才使得局势得以逆转，转危为安。

红军究竟是如何成功突破的？这背后自然涉及诸多复杂因素。

简要探讨这段历史。

壹 强渡大渡河

1935年三月，我军凭借“四渡赤水”的战术，成功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包围。

先前我们曾提及四渡赤水之战，毛主席那神乎其神的举措无疑是将红军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军可以自此高枕无忧。恰恰相反，红军所面临的是另一重危机，那就是横亘在面前的汹涌大渡河。

咱们先看红军长征路线图。

自血战湘江起，历经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攀爬雪山，穿越草地，回顾往昔，每一步都似悬于一线，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惨烈局面。

往昔那支红军战士，若无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支撑，每一步所面临的险关，即便以今人的视角审视，亦似绝无生还的可能。正因如此，红军长征那二万五千里的征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誉为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

如图所示，红军在成功穿越金沙江之后，为了与红四部队汇合，首要任务便是横渡大渡河。

实则，关于能否成功横渡大渡河，众人心底皆存疑虑。

大渡河之畔，群山巍峨，连绵起伏，河面流速迅猛，深不可测，达数十米之巨。河床之上，乱石嶙峋，错落有致，漩涡密布，鹅毛一旦投入，即刻沉没。由此可见，此等环境实乃架桥之绝境。

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可谓是岌岌可危：身后，薛岳指挥的十万中央军正紧追不舍；前方，天险大渡河横亘眼前，川军刘文辉部在此布下了一道严密的防线；此外，另一支川军杨森部亦正火速向大渡河防线赶去。红军兵力仅有2万余人，却要面对多达15万的国民党军。

局势已然十分明朗。若红军能够成功在追兵抵达之前横渡大渡河，便有望化解危局，稍作喘息。然而，若不能顺利渡河，面对敌军强大的兵力优势，唯有全军覆没这一结局。

此乃前车之鉴。回溯至72年前的1863年五月，太平天国的将领石达开便是在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蒋介石亦看穿了红军难以逾越这大渡河的天然险阻，遂严令川军刘文辉部加强防守，意图将朱毛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

回顾过往，问题实则源于刘文辉之身，此节容后再详述。

红军势如破竹，直抵大渡河，红一军团之下的第一师第一团（以下简称红1团）肩负先锋使命，率先开路。此次先遣队的指挥重任落在刘伯承肩上，而聂荣臻则担任政治委员。

刘帅，四川籍人士，革命之前曾与熊克武共事，凭借卓越的智谋，在川中享有盛名。他担任先锋之职，一是因为对地形了如指掌，二则考虑到在川军中他拥有不少老友，这层关系在关键时刻或许能够派上用场。

刘帅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自西昌一路至大渡河畔，红军面临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西昌至越西，经大渡河富林渡口。此路称“西越路线”。

西昌至冕宁、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此处为“西冕路线”山路。

众所周知，大道平坦易行，按常理推断，红军自当选择此路前行。即便是深谙微操之道的蒋委员长，亦抱此一念，故而将川军的主力部署于此，意图进行严密堵截。

毛主席堪称心理学领域的巨擘，自然深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因而反其道而行，采纳了“西进路线”，即选择崎岖的山路前行。

然而，这无疑是一种充满风险的策略。选择西冕线路，不仅山路崎岖难行，更要命的是必须穿越彝民居住区域。

近年来，彝民被迫迁往深山之中，他们对汉人的怨愤之情不言而喻。加之彝民大多仍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即便没有敌意，也会将你掠夺一空。

显而易见，当彝民遭遇突然而至的汉族军队，他们怎么可能甘心任由对方顺利通过？

直接发起攻势可否？然而这同样不切实际。薛岳的军队正紧随其后，红军既无时间亦无需与彝民纠缠。

因此，红军坚守的原则是和平穿越彝民区域，即便遭受攻击亦不反击，面对辱骂亦保持沉默。

然而，彝民们对此并不理会。当先遣队的工兵连踏入彝民领地，便遭遇了被缴械的命运，甚至衣物也被剥去一空。

此刻，刘伯承的才智得以发挥。他首先巧妙地拉近彼此关系，接着利用土司小叶丹渴望借助红军之力击败其他土司的愿望，与小叶丹举行了一场“歃血为盟”的仪式，从而结为兄弟。

这话何须多言？兄弟之间岂能相互刁难。红军主力紧随先遣部队，顺利穿越了彝族地区。

毛主席对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比喻道，诸葛亮历经七擒七纵才得以驯服孟获，而刘帅仅凭一杯鸡血酒便轻松化解了难题。

刘帅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那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已正式任命小叶丹同志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长。”

穿越彝民区之后，我们的下一站便是安顺场。红军此行的既定目标，便是从安顺场成功渡越大渡河。

刘伯承心中充满了忧虑。显然，安顺场渡口的水势汹涌，桥梁的搭建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途径便是依靠渡船。然而，刘文辉的川军并非易与之辈，他们怎会轻易将渡船搁置在大渡河畔？

刘伯承的担忧确有其事。

刘文辉在安顺场部署了防御力量，但主攻方向显然倾向于“西越路线”，因此安顺场两侧仅配备了单一营的守军。此外，该营营长韩槐阶身为当地袍哥首领，而这支部队亦非正规军，实为袍哥组织改编而来。由此不难想见，其战斗力之弱。

本来蒋介石的命令是在安顺场渡口坚壁清野，全部烧光，让红军毫无借力。当地有个恶霸叫赖执中，是刘文辉24军的一个营长，由于安顺场的大半房屋是他的，坚决不同意烧街。他的意思倒也不是不能理解：若红军不离开安顺场，那么他岂不是要白白遭受财产损失？

韩槐阶，江湖中人氏，素来不愿与赖执中结怨。然而，军令如山，他最终与赖执中达成一致，决定派遣探子先行侦察。一旦确认红军确实朝安顺场进发，便执行烧街之策。

赖执中深藏一计，于安顺场悄悄藏匿了一只小舟，以防红军到来时，他可借此逃至北岸。然而，他未曾料想，正是这艘小舟，日后却为红军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刻，刘亚楼与左权指挥红5团奔赴安顺场西南三十公里的大树堡，当地正洋溢着一片繁忙景象，众人正全力扎筏造船。实则，此举乃是有意为之的疑兵之计，旨在转移敌方视线。

韩槐阶不幸中计，误以为红军将经由大树堡渡河，加之当晚大雨滂沱，坚信红军难以成行，于是沉溺于戏曲、畅饮美酒、玩牌消遣，毫无防备之心。

1935年5月24日夜间10时，杨得志率红一团在雨中抵达安顺场，一场迅猛的冲锋迅速击败了守军。袍哥队伍不堪一击，战斗在短短三十分钟内便宣告结束。

刘伯承对攻克安顺场并无忧虑，他真正忧心的是能否觅得船只。蒋介石虽然指挥才能稍显不足，但诸如坚壁清野等不道德行为，却是屡见不鲜。

谁能料想，那位微不足道的恶霸赖执中，竟在无意间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原本预备逃跑的船只尚未派上用场，便在匆忙中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凭借这唯一的小船，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十七名勇士，分两批次奋勇冲锋至对岸，最终成功抵达彼岸。这便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渡河十八勇士”。

提及此，恐怕有人要心生异议。竟说十八人仅凭小船就能闯过敌方炮火封锁？这川军究竟有何等实力？

有两个因素。

此渡口至彼岸仅相距约三百米，尚在射程范围之内。凭借红军占据的火力优势，成功压制了川军的火力。其中，红军拥有一名赫赫有名的炮手，即赵章成。他仅以三发炮弹便将彼岸的防御工事摧毁，弹无虚发，颗粒不遗，此举直接动摇了对岸守军的士气和信心。

赵章成，作为一名称职的炮手，天赋卓绝，他在强渡大渡河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建国之后，他更是荣任炮兵副司令员一职。

再者，如前所述，对岸的守军乃是一支袍哥队伍，平日里欺压百姓、收取保护费尚可，但若真到了拼命逃生的时刻，他们的速度便如同兔子一般迅捷。面对红军那种不顾生死的战斗风格，他们瞬间感到茫然无措。一旦看到红军有人成功登陆，他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保命要紧，逃生的念头占据了上风。

在大渡河成功实现突破之后，我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便是探讨如何让主力部队安全渡河。实际上，渡河的策略不外乎两种：要么乘坐船只，要么搭建桥梁。

两种方法皆不可行。

在对岸，红军仅寻得两只简陋的小船。凭借这三艘小船，红一团持续努力至5月26日，方才将全团成功运送至对岸。刘伯承经过一番计算，据此估算，若红军数万人需依赖这几只小船横渡大渡河，至少需耗时一个月。

此刻，薛岳部和杨森部正紧急驰援安顺场，距离目的地仅余数日行程。显而易见，依靠船只渡河的方案已经不可取。

既然船只无法依靠，便只得尝试搭建桥梁，即便无法成功，亦需想方设法。然而，事实无情地证明，桥梁确实是无法搭建。渡口的水深且流速迅猛，桥梁搭建尚未完成，便已被水流冲得荡然无存。

刘伯承内心充满忧虑。局势如何应对？红军难道会步石达开后尘，在大渡河边遭遇全军覆没的惨剧？

此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抵达了安顺场。在仔细听取刘伯承关于形势的详尽汇报后，众人皆已明了，乘船横渡大渡河的方案已不可行。

毛泽东与几位资深领导紧急磋商后，果断决策，决定不再在安顺口渡口浪费时间，转而寻求其他途径。这条路即泸定桥，位于安顺场西北。

红1师与军委干部团全体成员，共借助三艘小船成功渡过大渡河，构成了右纵队。该纵队由刘伯承将军和聂荣臻将军共同指挥，沿大渡河的右岸向泸定桥挺进。而红2师与红5军团则组成了左纵队，由林彪将军领队，沿大渡河的左岸向泸定桥进军。中央军委及主力部队则紧随左纵队，从左岸同步推进。

大意如下图所示。

懂了。泸定桥的夺取实为两军夹击之下的壮举，左路纵队的迅猛攻势，正是成功攻占泸定桥的决定性要素。

寥寥数语，却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深意。此刻，关于能否攻克泸定桥，众人心中的疑虑重重。毕竟，川军已在大渡河沿线部署了重兵，红军能否顺利抵达泸定桥，尚存变数。再者，泸定桥的宽度仅有三米，若川军在桥头实施强有力的防御，红军欲从如此狭窄的桥梁上发起冲锋，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

因此，毛泽东实际上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他特意将干部团编入右路纵队，若是泸定桥无法攻克，刘伯承等人便可在川西地区积极发展群众力量，建立根据地，干部团的加入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主力在川康地区持续行动，以期寻找新的机会渡过黄河，北上作战。

毛主席的战术精髓往往在于“料敌从宽”，在战略层面藐视敌人，而在战术层面则对敌人保持高度警惕，为此，他总是周密部署，做好万全准备。

然而，事实最终表明，红军对于刘文辉部队的战斗力评估有所高估。

贰 飞夺泸定桥

在红军左右两路部队抵达泸定桥之前，我们不妨先探讨一下川军的状况。这一环节对于深入理解红军勇夺泸定桥的历史意义极为关键。

四川军阀之众，在全国范围内堪称首当其冲，鼎盛时期更是多达百余人。追溯其起源，根源可追溯至同盟会元老熊克武。

辛亥革命期间，熊克武在四川掀起革命浪潮，一度掌握四川的实际政权。然而，由于资金短缺，甚至无法发放军饷。为此，熊克武实行了“防区制”，允许四川各地区的军事首领自行筹措资金和粮食。这一举措虽然暂时解决了财政难题，但弊端也随之而来，各军头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小王国。

为了争夺地盘，一场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就此拉开帷幕。然而，尽管四川的军阀争斗激烈，实则其争斗程度与儿戏无二。有时，甚至有军阀在交战时，民众竟在旁驻足围观。每当农忙时节，各方都会达成默契，停止冲突，各自回家投入农业生产。正因如此，尽管四川军阀之间的内斗旷日持久，但四川的人口并未减少，反而略有增长。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僧多粥少。普通民众数量有限，却需供养众多军阀。由此不难想象，这些军阀生活困顿，几乎一贫如洗。他们所持有的武器，多数亦极为落后。

随后的岁月里，刘湘等一众军阀纷纷投向了蒋介石的麾下，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在老蒋的鼎力支持下，刘湘终获胜利，坐上了四川王的宝座。然而，那些败北的小军阀并未就此罢休，诸如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之流虽败犹荣，纷纷退守至偏远乡野，继续维系着他们的势力。

本文的主人公刘文辉，与刘湘系出同宗，为亲叔侄之谊。尽管刘文辉年长刘湘六岁，然而在辈分上，刘湘需尊称刘文辉为叔。

原本，刘文辉得以崛起，得益于刘湘的栽培与提携。然而，受外界因素影响，他最终走上了独立之路。随着势力日益壮大，他开始与刘湘争夺四川的领导权，以至于与自己的亲侄子也发生了冲突。

最终，刘文辉未能击败刘湘，只得退守川康之地，勉强维持生计。而刘湘亦考虑到借助刘文辉之力牵制邓锡侯与杨森等人，故而并未穷追猛打，于是时光便如此流逝。

尽管统称为川军，实则内部亦分为数股势力。在红军历经四渡赤水、横渡长江的关键时刻，与之对峙的是刘湘所率领的川军。而如今，在大渡河两岸展开的阻截战，则是刘文辉麾下的部队所担当。

不论刘湘，抑或是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人，他们均持有相同的观点：红军若能被剿灭自是上策，若实在无法剿灭，也务必将其遏制在自身势力范围之外。此中缘由并不复杂，众所周知，老蒋所施行的策略乃“一箭双雕，驱狼吞虎”，旨在同时剿灭红军并扩张地盘。王家烈遭受重创的先例便是明证。

言辞虽多，实则旨在阐述一要点：刘文辉所率领的川军，武器装备落后，战斗力亦不尽如人意。加之将领们各怀心思，这使得红军得以趁机而入。

言归正传，再说红军。

在林彪的指挥下，红军左纵队肩负着攻占泸定桥的重任。安顺场与泸定桥之间的距离，绵延达320里之遥。

得知红军从安顺场挺进泸定桥的战报后，蒋介石即刻获知了这一消息。他立刻乘机赶往成都，对刘文辉部下达了严令，要求他们务必死守泸定桥，并命令各路追兵加快步伐，迅速向泸定桥进逼。在临行前，老蒋特地叮嘱刘文辉，一旦形势危急，不惜将泸定桥的铁索炸毁。

在老蒋眼中，既然安顺场未能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那么他决心在泸定桥彻底剿灭红军。

形势愈发严峻，前方遭遇重重阻碍，后方则有追兵紧追不舍。此刻，双方竞速成了胜负的关键。能否在国民党追兵抵达之前成功跨越泸定桥，已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4团作为左纵队先锋，团长黄开湘与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奋勇直指泸定桥。然而，川军的防守布防严密，队伍不得不边战边进。直至5月28日凌晨，部队仅前进了80里。

拂晓五时，正当红四团稍作喘息之际，林彪的指令随即下达：鉴于追兵日益迫近，且刘文辉的第四旅亦正赶往泸定桥进行增援，务必抢在敌军之前抵达泸定桥。军委严令，必须在次日夺取泸定桥，务必于明日清晨抵达桥南岸。

黄开湘与杨成武览过地图，不禁瞠目结舌。他们所处之地与泸定桥相距240里，要在短短一天一夜内跨越这段距离，途中还需面对敌军重重设防，加之山道崎岖，实乃一项近乎天方夜谭的挑战。

然而，红军已无退路可寻。对于红4团而言，唯有倾尽全力，奋力前行。

为了激励士气，原本因腿部受伤而骑马行军的杨成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马匹，亲自走在队伍的最前方。战士们齐声高呼“走完二百四，直捣泸定桥”的口号，士气高昂地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

红4团在战斗中且战且退，为抢时间不误，甚至上演了化装成川军，与对岸川军并肩前行的奇特景象。5月29日凌晨6时，历经一整夜的颠簸与挣扎，红4团竟然准时抵达了泸定桥。

红四团在红军历史上谱写了一则令人称奇的传奇，而放眼全球，这一急行军的壮举同样堪称奇迹中的佼佼者。

5月29日的午后四时，泸定桥的攻夺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言及此，有必要特别指出一点。在我们心中，泸定桥的形象通常是如下所示的。

泸定桥由13根铁索紧密编织而成，两侧各设有两根，桥面则铺有九根，整体跨度达到103米，宽度为3米。桥面之上，覆盖着坚实的桥板。

教材中记载了飞夺泸定桥的案例，普遍提到川军在战斗前撤除了桥板，只留下13根光亮的铁链。这一举动令众多人感到困惑，毕竟泸定桥行走不稳，在敌方火力的猛烈攻击下，又是如何成功跨越到对岸的呢？

继而，一部名为《勇士连》的电影亦描绘了红军突击队沿着光洁的铁索奋勇前行的壮丽场景，这或许正是为了彰显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

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刘文辉24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瑞等人的记载，泸定桥的桥板确实遭到了部分抽离，然而并未完全被抽走。原因并非难以理解：红军在匆忙赶往泸定桥的过程中，川军第4旅38团亦在紧锣密鼓地行军，以期尽快抵达。抵达泸定桥的川军士兵已筋疲力尽，加之当晚暴雨如注，许多士兵烟瘾发作，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抽离桥板的工作进展异常缓慢。

尚在进行抽调作业之际，红四团的先锋部队已抵达对岸的桥头阵地。

据张伯言所载，红4团之所以能迅速占领泸定桥，其因便一目了然。

红四团二连精心挑选出二十二位英勇无畏的敢死队员，每位队员配备一支冲锋枪、一把锋利的马刀以及十二枚手榴弹。紧随其后的是三连的战士们，他们携带木板，身手矫健地攀爬铁索，奋勇向前，而铺桥板的队伍则紧随其后，为突击队提供坚实的后盾。

细心观察便能发现，每个人手中都握有一把冲锋枪？红军的装备竟然如此精良？

的确，在飞夺泸定桥的激战中，红军的武器装备相较于川军，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红军之所以装备了先进武器，全靠那位运输大队长的杰出贡献。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大量引进了源自德国的伯格曼冲锋枪，此枪因其独特造型而被誉为“花机关”。不少嫡系部队班长及以上的士兵都配备了这种枪械。在针对红军的围剿行动中，红军不仅缴获了众多“花机关”，还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轻、重机枪。

经过湘江血战与四渡赤水的激战，红军的伤亡颇为惨重，然而，他们手中的武器却得以保留。尽管人数减少，装备却相对充裕。红军曾将那些陈旧、破损的武器予以销毁，并换上了崭新的装备。

关于川军的装备状况，前文已有提及。四川军阀普遍财力有限，尽管刘湘的部队装备相对较好，但其他军阀的武装却相当陈旧。刘湘还封锁了长江航道，严禁其他军阀从外部购入武器。因此，多数士兵所持的枪械多为四川本地制造，甚至包括一些老旧的清朝汉阳造。这些枪械本身品质不佳，加之使用年限过长，膛线磨损严重，射程有限，射击时子弹散布范围广泛，精准度极低。

泸定桥之长，显而易见，两岸相距约百米，尽在射程之列。在红军火力绝对优势的压制下，对岸的川军遭受重创，士气低落，难以抬头。至于川军手中那些破旧的枪械，即便射向对岸也显得力不从心。

据杨成武在自述回忆录中所述，“全团在曾庆林的指挥下，部署了百余挺轻重机枪，以此掩护夺桥与铺桥的战斗行动。”这样的配置实属惊心动魄。显而易见，这并非红4团的常规装备，而是由其他数个团共同支援所形成的。

在红军强大的火力压制下，2连连长廖大珠率领的突击部队勇猛地冲至桥头，进而踏入泸定城。面对此情此景，川军38团团长李全山虽尽力组织反击，但红军3连紧随其后，亦抵达泸定城。紧接着，杨成武与黄开湘亦率领主力部队迅速赶到战场。

川军士气大挫，面对红军的猛烈攻势，纷纷溃散逃窜。团长李全山眼见形势危急，难以支撑，遂紧急向川军第4旅旅长袁国瑞求助。然而，袁国瑞此时正被红军右路纵队的攻势所困，自顾不暇，仅淡淡回应：“我们这里同样紧张”，随即挂断了电话。

李全山见状，深知若再不撤离，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于是立刻率领剩余的川军，迅速撤退。

红军仅耗时不足两小时便顺利夺取了泸定桥。在这场飞夺泸定桥的激战中，二十二位勇士英勇无畏，建下了赫赫战功。在这二十二人中，有三位英勇战士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2连连长廖大珠，在一年后的陕北亦英勇牺牲。

5月30日，紧随飞夺泸定桥的翌日，毛泽东率领的队伍抵达泸定桥，随即开始了过河的征程。至6月2日，红军已全员通过泸定桥，成功跨越了滚滚大渡河。

红军转危为安。

叁 结束语

概而言之，此即昔日红军勇夺泸定桥的壮举。照旧惯例，略作总结。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蒋介石让刘文辉把泸定桥炸断，刘文辉为什么没有炸桥？炸断岂不是一了百了？红军绝对是插翅难飞。然后很多人由此延伸出一个结论：刘文辉可能有意放过了红军。

想多了。

刘文辉，虽身为一位地方军阀，内心实则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不敢违背蒋介石的严令，因此在蒋介石的强力指令下，他也不得不部署重兵对红军进行围剿。另一方面，他却又忧虑红军难以渡过大渡河，一旦如此，红军便将在川康地区扎根。红军的骚扰，加上蒋介石的趁机介入，届时他这个西康王恐怕将不得不提前退位。

故而他的意图昭然若揭，倘若老蒋能够一举将红军悉数剿灭，那自是上上之选；若不能达成此目标，则但愿红军能安然借道而过，切莫滞留于我方疆土。

关于泸定桥，若是您蒋先生吩咐炸，我便照办。但炸后还需修复，届时您若能抽身离去，那我却要依赖这座桥来维持生计。

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年间，其建造工程之艰巨，耗银量及人力之巨，堪称浩大。此桥是沟通西藏与四川的重要通道，而川康地区当时属刘文辉势力范围，若将其摧毁，无疑是自找麻烦。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虽有权决定炸毁，却无权负责修复，如此一来，自己岂不是成了替罪羊？

因此，刘文辉之所以选择不炸毁泸定桥，并非有意放水于红军，实乃出于对这座桥梁的惜别之情。

无论刘文辉内心所想如何，他并未实施炸桥之举，而是以实际行动助红军渡过难关。鉴于此，我党亦铭记他的恩惠，在抗战期间与他关系密切，建国后更是赋予他重任，他曾一度担任林业部部长之职。

刘文辉的兄长声名狼藉，乃是被称作四川大地主的刘文彩。

总结红军夺取泸定桥成功因素。

第一，双管齐下。我们长期以来对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壮举赞誉有加，却未曾留意到右翼纵队的不凡贡献。团队的力量。实则，刘伯承与聂荣臻所指挥的右路纵队，在向泸定桥进发的征途中，展现了其卓越的战斗精神与坚韧的意志。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我们历经数场恶战，有效牵制了川军的兵力，进而导致川军在泸定桥的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兵力并不多。

如图所示，刘文辉所指挥的二十四军主力，几乎尽数部署于大渡河北岸。倘若右路纵队未能有效牵制，这些川军部队倘若倾巢而出直扑泸定桥，其后的局势发展，尚难以预料。

第二，火力压倒。正如前文所述，红军的火力对川军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显著的战术优势。占据了绝对优势。正是这一关键因素，使得二十二勇士得以成功穿越桥梁。第三，川军的战斗力显得较为薄弱。尽管历经多年内战，场面看似热闹非凡，实则缺乏激烈的拼杀与生死较量。毕竟，世人早已习以为常，战争是为了求生存，但若为了一口饭而牺牲生命，岂不是连生存的意义都丧失了？面对红军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战斗风格，一经交锋，敌军便迅速溃不成军。第四，各军阀间的彼此戒备。蒋介石抱持着蒋介石的私心杂念，刘文辉亦怀有刘文辉的独到见解。

心思各异，力量并未凝聚于一点。实则，红军得以从瑞金跋山涉水抵达陕北，全赖地方军阀与蒋介石彼此猜疑，相互掣肘。

红军的胜利并非偶然所得。在诸多客观条件之外，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卓越指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红5团巧妙地在大树堡进行佯攻，从而确保了红1团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而采取的两面夹击战术，则助力了飞夺泸定桥的辉煌战果。红4团以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速度，更是书写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惊人篇章。

明了此理，便不难理解为何这看似微弱的军队，竟能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围剿封锁中屡次化险为夷，最终在十四年后的战场上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受尽苦难，却从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