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三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问世。此书篡改与伪造我国历史，赞颂封建主义，宣扬法西斯主义；同时，将十年内战之责归咎于共产党，诬指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并将根据地比作“变相割据”，暗指必须在两年内解决共产党问题。该书一经出版，便被国民党捧为“思想的灯塔”，“未来奋斗的方向”，乃至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最重要的著作，累计印刷量接近百万册。面对国民党大肆营造的反共舆论，我党组织发起了宣传战，展开政治反击，成效显著。回顾并总结此次舆论反击战的历程与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美西方无处不在的舆论污名化、诽谤及攻击等现象，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943年三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倡导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理念，并对民主主义及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布背景
《中国之命运》这部著作的诞生，背后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它既是蒋介石用以彰显我党历史成就的手段，也是他意图在战后实行“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产物。
（一）欢庆不平等条约的废止及平等新约的签订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美、英、苏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同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表示，愿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对此，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在第二天的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宣布，“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颇为自得地写道，“此乃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喜事也”。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签署。蒋介石在次日晚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阐述废旧约订新约的成就与意义，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不难看出，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一成就的取得，兴奋、满意之情溢于言表、显诸笔端，不仅把功劳独揽，甚至把其意义上升到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独立民主国家的高度。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正值此刻高调问世，不难预见，其中定有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胜利，夸耀本党功绩，为自己形象加以粉饰的章节。实则，“不平等条约”成为该书的核心主题，书中诸多章节深入探讨了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废除的重要意义。谈及近代中国遭受的屈辱与抗争史，蒋介石明确将根源归咎于不平等条约，认为“我国百年来的国势衰落、民气沉沦，无不以不平等条约为始作俑者”，并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内得国民支持，外获列强认可，从而实现今日初步成就”的关键。
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件喜出望外的大事，理应举国同庆。中共中央亦特地作出决议，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这一盛事的热烈庆祝。然而，与国民党相较，我党深知，废约之胜果，归根结底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我们不仅要热烈庆祝废约的胜利，更需认识到，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样至关重要，它是我们“当务之急”。《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文，对此已有明确阐述。194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亦明确提出，必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所有失地”，否则，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便无从谈起，中美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也将沦为空谈。
（二）为战后“一党专政”笼络人心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国共两党的关系呈现出联合与斗争交织的复杂态势。一方面，面对日本侵略者铁骑的肆虐，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国际形势的诸多因素也制约着国共合作的稳定性。尽管两党之间曾出现过尖锐对立和紧张对峙，但并未发展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顽固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并未动摇，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倒退和分裂行为愈发严重，各地反共摩擦的现象也日益频繁。至1941年初，国民党已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旨在限制、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守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遵循“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坚决击退了这两次反共高潮。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并未真正吸取教训，仍旧以避战观战为主，推行限共反共政策，加剧了反共摩擦。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蒋介石集团误判形势，认为可以依赖美英力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蒋介石此时策划的反共摩擦，更多是出于收买人心、实现战后“一党专政”的企图。
此时出版并大肆宣扬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冠以“中国之命运”这样引导性强的标题，企图“决定”中国的命运，其收买人心的意味不言而喻。书中大力渲染国民党的“丰功伟绩”，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对其战后推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真实意图毫不掩饰。比如，书中叫嚷，“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惟有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等等。书中还提到，“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有志气、有热忱、有民族思想的成年的国民和青年，有要求他们入党入团的权利，也有容许他们入党入团的义务”，言语间充满了对青年的威逼和利诱。此外，这本书还用第5至7章系统宣扬蒋所规划的“建国蓝图”。该书出版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通令各级党、政、军、学机关予以研读，各界掀起轰轰烈烈的研读活动。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欢呼雀跃，借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日记中把共产国际解散定位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并开始部署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挑衅。至此，由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起的反共摩擦，升级为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起的舆论反击行动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炮制的各类诽谤和恶意攻击，以及他们蓄意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果断决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战，以政治手段进行坚决反击，并秘密集结军事力量，以防备其可能的猛烈攻势。在这场舆论斗争中，我们党以《解放日报》等党刊为核心阵地，组织了一批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系列有力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同志更是亲自撰写了多篇社论，对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精准有力的反驳，论述深刻，论述有力，令人振奋，痛快淋漓，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一）针对“军阀割据”的无端指责，予以有力驳斥；同时，揭露国民党虚假的民主表象，揭示其背后真实的专制本质。
20世纪初，辛亥革命虽告失利，但随之而来的军阀专制、割据与纷争，乃至连绵的混战，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蒋介石在其著作《中国之命运》中，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诋毁，称其拥有“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武力割据的决心”，其目的在于将民众对军阀割据的愤怒转化为对共产党的反感和抵制。对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军阀割据”这一概念，揭示其与共产党行为的本质差异。《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那些诬称共产党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的无耻之徒，他们所持的唯一论据便是“组织武力，割据地方”，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组织何种武力，割据何种地方。共产党所组织的是抗日的武装力量，而其所割据的是日寇侵占的土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换言之，在日寇铁蹄横行、国土半壁沦陷的亡国危机之中，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从日寇手中收复失地，是义不容辞、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益的壮举，这与封建军阀的行为有着根本的区别。
◆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第1版【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同时，我们对国民党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抨击，通过揭示其封建军阀本质，将“军阀割据”的污名合理地归咎于他们，进而暴露出国民党虚假的民主和真实的专制本质。从政治层面来看，“封建”等同于“专制独裁，压制民权”；“军阀”则代表“控制军队，鱼肉百姓”。在我党方面，在革命根据地推行施政纲领，实行民主政治，实施三三制人民普选，颁布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规，实施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从而实现了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至丰衣足食。相较之下，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的是一党独裁、特务统治和专制政治。士兵被强迫服役，军队沦为排除异己、压迫民众的工具。通过这种对比，国民党的行为无疑就是封建，无疑是军阀行径。
回到《中国之命运》一书，看看蒋介石是怎样宣扬其“民主”政策的。他公然向“国民”要求：“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必须出于至诚，不能有一点伪言妄行的卑劣行为”。这可谓是将其推崇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发挥到了极致。他的真正目的，是让人民“稀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地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日报》1943年8月11日）这种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的愚民哲学，如何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不过是对其专制独裁真实意图的低劣“包装”罢了。
（二）针对“没有国民党便无中国”的喧嚣，予以有力驳斥，并揭露国民党表面上的革命姿态，实则深藏的反共本质。
《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明确指出，若中国今日缺少中国国民党，则等同于失去中国本身。若国民党革命未能成功，等同于整个国家的失败。此外，书中还提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成果已明显呈现在国民面前。然而，国民党的具体成就究竟如何显著呢？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份重要文件。这两份文件具体列出了国共两党在抗击日伪军方面的数量和比例：共产党承担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而国民党仅承担42%（25万人）；共产党又承担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牵制了不足10%的伪军。这些战绩是在何种条件下取得的呢？当时国民党拥有超过300万的军队，装备精良，并得到了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友的资金支持；而共产党军队及游击队总人数不过50万，装备落后，且长期缺乏外来武器、粮食和医药的补给，全靠自力更生和人民支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尽管处于如此“劣势”，共产党却吸引了超过半数的在华敌人，成为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那么，这是为何呢？
自日寇大举入侵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情势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国民党却对抗战时而积极时而消极，与此同时，其伺机限制以致消灭共产党的心思也始终存在着、膨胀着、施行着。反共就必然会削弱抗战的力量。为了积极反共而消极抗日，把本该用于抗日的军队挪用于反共，甚至把革命等同于反共等情况，对国民党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沦陷，山河呜咽。蒋介石却宣称，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忌惮共产党趁机扩张势力，在日记中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耳。”国民党反动派将“反共”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对日寇的侵略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却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施加残酷的镇压，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为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9月18日）
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反共误国的道路上，尚且有所遮掩，行事隐秘。然而，《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问世，使得其反共政策变得公然无讳，肆无忌惮。蒋介石在书中高呼：“中国未来命运系于内政”，“此乃我国命运之转折点，关键在于抗战时期，而非近两年”。这无异于公开宣示，在两年内挑起反共内战，剿灭共产党。在抗战尚未取得胜利之际，便迫不及待地鼓吹内战，将矛头指向一心抗日的共产党，实乃令人痛心疾首，令敌人拍手称快。令人讽刺的是，连侵略者日本都称赞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方向无误。
（三）深入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所秉持的法西斯主义实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逐步从被动防御转变为主动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攻势如破竹。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指出，当前世界局势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极为有利，而对法西斯侵略国则极为不利。同年7月25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显而易见，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末日。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关联，将舆论反击战的焦点对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本质。1943年8月11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拟于八、九两月开展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旨在揭露蒋记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并对我党进行教育”。
◆“抗战六周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江苏省档案馆藏）。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刊登了国民党方面的两份文件——《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和《太岳区三青团修正反共工作手册》，披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罪行。比如，说到要“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各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觉中从事为吾人效死”，“利用民众家长传统心理，再假借迷信方法，转变学识幼稚思想动摇之青年”，在列举破坏中共税务工作做法时，强调“税卡内的人多用地痞流氓，这些人是善能走私的，可以减少税收”，等等。从这些令人发指的阴险毒辣招数中，我们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本质上就是“反人民”，要人民迷信、不辨是非、欺骗、丧尽良心，其法西斯主义本质，昭然若揭。
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演说中，周恩来同志全面分析了国民党，从“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以及“组织和活动”等多个维度，得出明确结论：蒋介石的集团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而“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末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注定无法独自存续”。然而，如此邪恶的势力却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命运，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反观世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给意大利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贫困和死亡。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投降，他们所宣扬的“恢复古罗马帝国荣耀”的口号最终化为泡影。其他法西斯国家的结局亦无二致。事实胜于雄辩，“法西斯主义无疑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意大利的投降，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而非意大利民族与人民的毁灭。相反，它标志着意大利新生的开始，是推动各阶层人民与各党派重建民主政治的契机”。（《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3日）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的日益壮大，以及国际环境的日益改善，中国的未来必将充满希望。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无法，也不可能左右中国的命运。
三、经验启示
我们党围绕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宣传攻势取得了显著效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坦陈，“《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为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共匪，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蒋介石所指明的这条“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终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总的来看，从这场舆论反击战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启示。
首先，我们须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出发，细致考量发起舆论反击的最佳时机。我党深刻领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际，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正因如此，自抗战爆发以来，面对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党始终将争取其持续抗战作为政策的核心，强调团结与进步，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我党起初依然决定，对国民党保持克制，指示《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决不激怒国民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8页）面对国民党愈演愈烈的挑衅，有意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两年我们执行的不刺激国民党的“和”政策，维持了两年多的相对平静，这是正确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策略已不再适用，我们需要通过宣传反击他们的反共宣传，用军事手段应对他们的军事进攻。五天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积极开展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其反革命宣传。我们党既不因突然事变而慌乱失措、一味退让，也不采取冒险行动，为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提供借口，这正是我们党大局意识与战略思维的体现。
◆1943年10月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以站在共产党方所撰写的国共抗战中的情况比较，并附有大批汉奸的介绍，以及揭露国民党反共方面的内容。
其二，全面策划舆论反击的战略部署。首先，针对批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和掌握，确保反击有的放矢。当时，党中央委托刘少奇牵头，组织一批学者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行系统性批驳。刘少奇在理论干部会议上强调，“蒋介石此书的发表，旨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对我们进行思想上的攻击”，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字为武器，捍卫革命领导权，揭露蒋介石倡导的法西斯主义”。他特别提醒，撰写批判文章前需仔细研读蒋介石的小册子，做到知己知彼。（详见《吕振羽同志回忆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一些情况》，收录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页）这些指导为学者们撰写针对性的批判文章提供了明确方向。其次，在批驳的具体实施中，不仅限于理论文章，更注重用数据说话。例如，《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等文件，通过详实、确凿、公认的数据呈现事实，使得“中华民族的兴衰，是依靠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一目了然。（参见《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两个重要文件》，《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同时，也善于利用对手的言论作为反击工具。如针对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共计划等文件，揭露其阴险手段，质问其是否为背叛国家民族的罪行，与国民党所宣扬的“精诚团结”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再次，综合运用多种宣传策略和方法。不仅将批驳文章发表在党内刊物上，还通过秘密印刷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传播，以及利用文章作为教学材料进行讨论等方式，扩大批判文章的影响力。最后，掌握批驳的规律性，意识到反击是互动的。因此，积极收集反馈信息，为后续的批驳工作积累力量。正如毛泽东在审阅《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指出，要“收集该文发表后的各方影响，挑选国民党回应的文章摘要电告，并全文寄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第三，将舆论反击与党内教育相结合，旨在使党员干部正确理解和把握国民党及其政策，从而夯实夺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根基。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具有强烈的煽动性，鉴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应通过反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理论上揭露其封建的买办式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身，同时影响美英各国以及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的各个层面。（详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为了巩固我党自身，加强党内相关教育显得尤为迫切。1943年8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关于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即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政策）的教育。（详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有系统地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宣传教育。通知强调，自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对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误解，因此，教育全党同志彻底弄清这些问题（即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对于从思想政治上加强党的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详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2页）此次学习教育活动，实际上成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全党的团结统一，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