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图腾
底格里斯河畔的提克里特（Tikrit），一座伊拉克北部的古城，在16万人口的灰黄色建筑群下，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文明印记。
这里曾是阿卡德帝国的北疆要塞、巴比伦王朝的战略重镇，犹太圣经（基督教旧约）中半数以上的神话场景，也在此上演，更是见证了米底、亚述等帝国的兴衰，在1137年，这里诞生了传奇库尔德统帅——萨拉丁阿尤布。
这位阿拉伯传奇统帅，不仅将十字军逐出耶路撒冷，更是因为他的雄才大略，赋予了其出生地城市新的荣光：今日提克里特所在的省份，正是以他命名的“萨拉丁省”。该省份和向北毗邻的摩苏尔省（尼尼微古城所在地），一起延续着两河流域永不中断的文明基因。
然而，当帖木儿铁骑在1401年碾过城池，这座“两河文明链条上的关键铆钉”，被彻底沦为遗忘的角落。
此次蒙古帝国的西征，导致这座城市人口锐减、商业断绝、要塞荒废，彻底丧失了底格里斯河战略枢纽的地位。此后数百年，提克里特再未恢复元气。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1534-1917年），它仅是帝国中东行省中一个贫困的农业小镇，人口不足万人，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混杂少数犹太人与基督徒。
历经数10个世纪的沧桑，两河流域的辉煌已难觅踪迹。如今的提克里特，如同许多伊拉克城市，给予我们的印象，并非历史的沉淀，而是战火的落寞。
行走在底格里斯河畔，半毁的现代建筑群中几乎无法辨认，空留历史悲悯的叹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控制了伊拉克，但因缺乏矿产与资源，直至1932年伊拉克王国独立，提克里特仍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30年，代伊拉克农民年均收入不足25美元。提克里特居民收入远低于此均值，赤贫程度触目惊心——据当时记载，多数农民无力购置鞋履，哪怕有钱人，也仅少数人在重要场合才舍得穿鞋。
这也意味着，这里还是部落的组织形式，与巴格达的现代城市形态不同，这座距首都仅180公里的小城，仍保持着阿拉伯游牧文明的氏族传统。
部落社会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呢？
部落的社会单元并非原子化家庭，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氏族成员视彼此为“血亲”。也就是说，部落是一种高度互信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遵循着这样的一个生存法则——
“一人受辱，全族担责；一人得势，全族受益”。
至于部落与部落之间，各氏族拥有独立仲裁规则，彼此不是联姻结盟，就是嗜血仇敌。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此时此刻，在提克里特以南13公里的奥贾村，阿尔布纳西尔氏族妇女，苏布哈·图尔法，正在经历着丧夫丧子之痛。
1937年4月28日，这位苏布哈已经怀有身孕，但是由于部落仇杀，她失去了丈夫侯赛因·马吉德与长子，她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试图堕胎自杀。随后，她被族人救下，自杀未遂的她，产下了一名男婴。
苏布哈看着这个男婴，认为是他给自己的丈夫和大儿子带来了不幸，于是将这位男婴取名为“萨达姆”，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坚决对抗者”，隐约透露出的含义是，这个孩子被视为命运强加她身上的重担，而非祝福。
这个在贫困与绝望中降生的男孩，就是即后来统治伊拉克24年的第五任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提克里蒂。
刚出生的萨达姆，首先面临的是原生家庭的解体，父亲和大哥已经被仇杀，母亲也因精神压力和经济条件无力抚养，不得不将萨达姆托付给兄长，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塔尔法。
当时的海拉拉27岁，年轻有为，混的风生水起，时任伊拉克陆军少尉，这在极度贫困、年轻人主要出路唯有参军的提克里特地区，已是属于精英阶层的象征。海拉拉拥有相对稳定的家庭和生活，育有一个仅比萨达姆小两个月（出生于同年6月24日）的女儿萨吉达（Sajida）。
对尚在襁褓中的萨达姆而言，投奔舅舅家似乎是不幸中的万幸，起码可以活下来了。
然而，1941年，伊拉克爆发了由前首相拉希德·阿里领导的亲德反英政变。作为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军官，31岁的海拉拉加入了支持政变的阵营。不幸的是，英国的军事干预，让政变失败。
在随之而来的清算中，海拉拉被开除军籍，判处六年监禁。家庭瞬间失去经济支柱和社会地位，陷入了赤贫。海拉拉的妻子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包括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返回了娘家。
年仅4岁的萨达姆再次失去了依靠，被迫回到生母身边。此时苏布哈已改嫁他人，丈夫名叫易卜拉欣·哈桑，并育有新的子女。哈桑正是外界眼中提克里特人负面形象的典型代表——粗鲁、未受教育且性情暴戾。他将萨达姆视为累赘和“拖油瓶”，对其非打即骂。
年幼的萨达姆被迫承担繁重农活和家务，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贫困与虐待中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
萨达姆回忆他的童年经历，说这是深刻的创伤与生存的挣扎。
在提克里特继父哈桑家的六年，是一段被死亡、遗弃、政治动荡和社会贫困反复撕扯的漂泊史，构成了萨达姆·侯赛因灰暗的童年底色。生母苏卜哈与继父已育有三个孩子，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拖油瓶”，萨达姆被迫每天都承担繁重的体力劳作。
然而，对萨达姆而言，苦难并未完全扼杀一个孩子的向往。
转机发生在1947年，萨达姆的舅舅海拉拉终于结束了六年刑期。10岁的萨达姆立刻回到了舅舅身边。
海拉拉虽因政治挫折失去军职与社会地位，但他作为曾经的军官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其眼界、信念和对教育的重视，为萨达姆打开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舅舅的庇护与引导下，萨达姆首次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其身份也从被遗弃的累赘，转变为家庭中被接纳的一员。
海拉拉的家庭，尤其是他那位仅比萨达姆小两个月的女儿萨吉达（后来成为萨达姆的第一任妻子），为这个饱尝辛酸的少年提供了久违的归属感。从提克里特贫瘠土地上的弃儿到舅舅家中的少年，萨达姆的人生轨迹在十岁这一年，终于迎来了拐点。
然而，对舅舅海拉拉来说，六年牢狱非但未消解其信念，反而让他成为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海拉拉视自己为民族主义者而非罪人，将自己承受的一切苦难归咎于英国殖民者与腐败的王室政府。
作为海拉拉家中最年长的男孩，萨达姆每日浸泡在舅舅的仇恨教育中。海拉拉将政治挫折转化为畸形的意识形态，其著名论调“上帝不该创造三物：波斯人、犹太人、苍蝇”，将民族矛盾扭曲为种族仇恨的种子，深深埋在了萨达姆年幼的心智土壤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受过教育的退役军官，海拉拉擅长用知识分子姿态包装极端思想，后者让少年萨达姆误以为偏激即是深刻，仇恨等同爱国。海拉拉用六年牢狱换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沉沦，更是一个未来统治者灵魂中最早的思想烙印。
不管怎么说，萨达姆终于上小学了，10岁的萨达姆在书本中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他对文学展现出特殊热情，尤其痴迷小说，这份对叙事的迷恋甚至延续至掌权后——他亲自创作多部小说（包括爱情题材），虽被西方评论界讥为拙劣，却在伊拉克国内无比畅销。
海拉拉的影响远不止于提供教育机会，这位前军官以近乎严苛的军事标准规范着外甥的生活：衣物必须整洁，个人物品须井然有序。这些纪律训练塑造了萨达姆日后标志性的仪容姿态。
1955年，萨达姆随舅舅家庭迁居巴格达郊区，海拉拉在当地谋得教职，18岁的萨达姆则进入中学，课余穿梭于巴格达的喧嚣街市打工谋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巴格达，正被石油财富催生成中东最耀眼的都市，底格里斯河上桥梁飞架，摩天楼拔地而起，街道车流如织，西方商人与游客充斥新兴商业区。萨达姆端过咖啡、卖过香烟、当过门童，亲身经历着这座城市的纸醉金迷。
但是，在海拉拉灌输的下，萨达姆认为，这繁荣不过是殖民者与腐败王室的假象，他认为，光鲜表象下，巴格达70万人口中有近10万人蜷缩贫民窟，石油红利都流入了当权者的口袋。
这个时候，一个名字如惊雷响彻了阿拉伯世界：埃及总统纳赛尔。
纳赛尔国有化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以联军的壮举，使画像挂满了伊拉克校园。萨达姆书桌上的海拉拉剪报迅速被纳赛尔宣言取代。凭借年龄优势和组织天赋，萨达姆很快蜕变为学生运动领袖，带领学生高呼反殖口号走上巴格达街头。
也正是在街头集会的硝烟里，他迎来了人生第二个转折点：伊拉克复兴党。
萨达姆·侯赛因加入伊拉克复兴党的确切时间与细节，已没法具体考证。作为当事人，他自称于1957年（时年20岁，仍在巴格达读中学）秘密入党，宣称被该党“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所感召。
那么，萨达姆是怎么加入复兴党的呢？
尽管舅舅海拉拉并非复兴党员，但他与党内核心人物艾哈迈德·哈桑·巴克尔的深厚关系，成为萨达姆踏入政坛的跳板。巴克尔与海拉拉同属提克里特阿尔布·纳赛尔部落，两人经历十分相似：均曾为伊拉克军官，参与1941年反英政变而遭清算。
但是，巴克尔由于不是主谋——他较快获释且军籍荣誉得以恢复，至1957年已晋升准将，同时秘密领导复兴党军事分支。
通过海拉拉的引荐，这位手握实权的同族长辈注意到了年轻的萨达姆。复兴党地下组织对新成员审查严苛，而萨达姆的三重优势——提克里特同乡、部族血缘纽带、学生运动经验——使其成功成为了复兴党的一员。
入党仅一年，1958年7月14日，“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哈希姆王朝，卡西姆建立了伊拉克共和政权。
权力是个好东西，由于观念不合，复兴党和卡西姆开始决裂。1959年摩苏尔起义失败后，复兴党遭血腥镇压。作为党内新锐，萨达姆被控谋杀罪入狱六个月。出狱后，他逃回家乡提克里特藏了起来。
此时，有一份命令来到了他身边。这份改变他一生的指令是：前往巴格达，刺杀总理卡西姆。
接下来这一段你应该熟悉了，那就是1959年10月7日巴格达拉希德大街的枪声，成为萨达姆政治生涯的起点。得知刺杀总理卡西姆的行动失败，为了避免追捕，萨达姆先是回到了舅舅家。
负伤的萨达姆在舅舅家中藏匿一日后，1959年10月的清晨，他伪装成伊拉克农民，用仅有的17第纳尔从一个路过的牧人手中买下一匹马，一路向北，又一次逃回了家乡提克里特。家乡阿尔布·纳赛尔部落的族人迅速将他藏入羊群与土屋的阴影中，两周内便通过秘密通道将其送往叙利亚。
去叙利亚哪里了呢？复兴党的临时总部。
在叙利亚复兴党临时总部，这个23岁青年引起了米歇尔·阿弗拉克的注意。后者是复兴党的创始人，当时他刚亲手解散叙利亚复兴党，以迎合纳赛尔的阿埃合并政策，正在党内承受着很多人的不满。
在复兴党内部分裂加剧的漩涡中，米歇尔急需培植亲信。萨达姆刺杀卡西姆的“资历”，使其成为理想人选。阿弗拉克频繁召见这位年轻同乡，短短数月的流亡生涯，萨达姆完成了从通缉犯到“革命新星”的身份转换。
为了进一步培养这位极具潜力的年轻人，并让他暂时避开叙利亚日益复杂的派系斗争漩涡，阿弗拉克决定将萨达姆送往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埃及首都开罗。一方面，开罗是阿埃合并后的政治中心，复兴党在那里仍有活动基础；另一方面，让萨达姆接受更系统的教育（尤其是法律和政治方面），这也是对其未来政治生涯的重要投资。
于是，萨达姆听从安排，从大马士革转赴开罗。
开罗的繁华并未让萨达姆沉溺。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以24岁“高龄”插班高中，两年后取得毕业证书并考入开罗大学法学院；第二，1961年与表妹萨吉达·塔尔法订婚。
当时伊拉克女性普遍12-13岁婚配，而萨吉达时年24岁仍未婚，唯一的解释是自幼就已经和表兄订了娃娃亲，这就是部落婚姻。
萨达姆是真爱吗？他需要的是，舅舅海拉拉在部落中的残余影响力与复兴党内的提克里特派系支持。
1963年2月8日，正值伊斯兰斋月。
当萨达姆在开罗公寓进行日落前的斋戒时，埃及国家电视台突然插播紧急新闻：巴格达发生政变！复兴党与军方联手推翻了卡西姆政权！
萨达姆立刻买了机票，毫不犹豫前往巴格达。为什么呢？
一方面，因为政变之后的伊拉克总理哈桑·巴克尔，是他舅舅的老友，又是他提克里特的同乡，还和他同属于阿尔布纳色同宗族；另一方面，萨达姆可是有着刺杀卡西姆的背景，又有着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替他背书，同时他还在流亡期间先提高了自己的学历。那这样的萨达姆，对于复兴党、对于哈桑巴克尔来说，那真是不可得的人才。
就这样，这个26岁青年，借助三个贵人——哈桑·巴克尔（新任总理）、阿弗拉克（复兴党创始人）、以及舅舅海拉拉的部族网络——迅速跻身权力外围，成为巴克尔最锋利的匕首，其首要任务便是清算旧敌。
根据美国中情局提供的“黑名单”，萨达姆带领部队按图索骥，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及反对派。由于伊拉克共产党成员多属库尔德族，这场清洗迅速演变为民族仇杀——北部库尔德村庄遭摧毁。
档案显示，1963年4月美驻伊使馆报告称：“复兴党正在有效清除共产主义威胁”，将暴行美化为“必要措施”。这也是美国中情局对暴行保持缄默的原因。
表面看，26岁的萨达姆是总理心腹、是创始人门徒、是新婚娇妻，但阿里夫总统与复兴党的蜜月期仅维持九个月。1963年11月，阿里夫发动反政变清洗复兴党，总理巴克尔被迫下野。
萨达姆又一次逃了。
这一次，他跑到了叙利亚，参加了一个在叙利亚的伊拉克复兴党的会议，大家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那一套——刺杀。要像上次刺杀卡西姆那样刺杀阿利夫，这个事就自然落在了，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有刺杀经验的萨达姆来执行。
就这样，萨达姆与战友纳伊姆·哈达德潜回巴格达，策划用汽车炸弹终结阿里夫总统。但这次的运气并不好，行动尚未展开便遭他人到告密，1964年10月，二人在巴格达街头被捕。耐人寻味的是，阿里夫竟未处决他们。
或许，阿里夫想要留活口以诱捕更高级别复兴党人；又或许，萨达姆的提克里特背景令阿里夫忌惮；谁知道呢？总之，萨达姆运气太好了。
这个决定将深刻改变伊拉克的未来。在阴冷的牢房中，萨达姆度过了近两年时光，首先是要靠文学精神慰藉，比如萨达姆特别痴迷《老人与海》。
其次，萨达姆通过妻子传递的加密信息，持续参与策划越狱方案，甚至遥控党外活动。狱警后来回忆：“他总在放风时，用石子在地上画奇怪符号，原来是与探视者约定的密码。”
最后，一起在牢狱的复兴党人，形成以萨达姆为核心的秘密小组。他们用暗语交流，通过贿赂狱卒获取工具，更利用库尔德囚犯的放风通道传递越狱计划细节。
就在他们策划的时候，意外来了，萨达姆的好运气还在继续。
1966年4月13日，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直升机莫名坠毁，这位压制复兴党的强人当场殒命。
复兴党嗅到了千载良机。
与此同时，在叙利，少壮派军官哈菲兹·阿萨德发动“二月政变”，清洗了元老派势力。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被驱逐出境，标志着复兴党从泛阿拉伯理想主义向务实威权主义的蜕变。
这场变革也埋下日后萨达姆与阿萨德对抗的伏笔争。
在萨达姆这里，1966年7月23日，萨达姆与其同案被告、复兴党成员纳伊姆·哈达德在被押往法庭受审途中，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逃亡。萨达姆以“想吃最后一顿饭”为由，说服警卫在途中一家餐馆停留。
在餐馆内，预先安排的复兴党中间人成功贿赂了警卫，支付了高达3000第纳尔的巨款。与此同时，萨达姆借机上厕所，从厕所窗户成功逃脱——窗外已有复兴党接应人员驾驶的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萨达姆逃之夭夭。
一年之后，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叙利亚惨败于以色列。这场“六日战争”彻底粉碎纳赛尔主义光环，也让拉赫曼·阿里夫（弟弟）政权因战败威信扫地。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亲纳赛尔的伊拉克政府与埃及（纳赛尔）和约旦签订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条约在以色列的压力下，促成了伊拉克与约旦关系的戏剧性缓和。
自1958年伊拉克革命以来，两国关系因哈希姆王朝的血仇而极度紧张——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不仅推翻了费萨尔二世国王（同时他也是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堂兄），更屠杀了包括费萨尔二世在内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成员。然而，在纳赛尔的斡旋与共同面对以色列威胁的现实下，这两个宿敌暂时走到了一起（此时伊拉克的卡西姆已被推翻，阿里夫也已去世）。条约的签订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使伊拉克直接卷入了1967年的战争。伊拉克向约旦派遣了约12,000名士兵进行支援，而以色列则对伊拉克西部的H-3空军基地发动了空袭。
战争的结局不多说了，六天内，阿拉伯联军惨败。第三次中东战争对伊拉克而言，其政府一直拒绝与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并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随后，伊拉克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上签署了针对以色列的“三不原则”（不承认、不谈判、不媾和），这实质上是继续坚定支持自1950年代初起便深刻影响伊拉克政局的纳赛尔及其政策。
然而，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结束后，纳赛尔“新萨拉丁”的光环已然褪去，其个人声望在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在埃及以外的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受到了严重削弱。此时的伊拉克由弟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领导，这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军人政权，尽管仍标榜亲纳赛尔和阿拉伯社会主义，但其统治基础正日益动摇。
国内对政府的不满和质疑声不断高涨，“伊拉克优先”的民族主义思潮遍地泛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伊拉克自1958年君主制覆灭以来的第四次重大政权更迭——1968年7月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的政变——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