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此言出自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时期，蒋介石向贺龙提问之际。他所说的“南昌暴动”，实则是指十年前贺龙所指挥的南昌起义。此次起义，犹如一声惊雷，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序幕。
蒋介石性格刚烈，记性亦强，每遇事总究根问底。他深感困惑：昔日本人对贺龙颇为器重，屡次试图将他纳入麾下，然而贺龙却始终未曾回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25年2月16日，贺龙正式就任建国川军第一师的师长一职。
谈及蒋介石对贺龙的所谓“拉拢”，实则态度颇为诚恳。首次尝试拉拢贺龙时，他特地派遣了秘书长李仲武出马，李仲武不远千里，抵达武汉，携带了精心准备的数页游说辞。然而，他刚刚抵达贺龙秘书长严仁珊的家中，贺龙便毫不犹豫地将严仁珊予以逮捕。
蒋介石首次尝试接近贺龙，尚未开口，便被对方果断地“拒之门外”。
蒋介石自然不甘心就此罢休，遂派代表朱绍良悄然深入武汉。朱绍良一与贺龙见面，便将蒋介石提出的诸多优厚条件逐一陈列：包括南京、上海各一栋洋房，武汉卫戍司令的要职，以及300万元巨款。此外，汉阳兵工厂也将交由贺龙全权掌管。
贺龙麾下的军队装备落后，兵工厂的现代化升级不仅是提升军备水平的必要之举，更是增强其实力的关键所在；而且，贺龙军队的欠饷问题已久，军中怨声载道，一旦获得三百万资金，作为一师之长的贺龙将彻底摆脱军饷的压力。
这样的待遇，对于贺龙来说，无疑是“优渥至极”。然而，他却对此批优厚条件再次坚定地说出了“不”。为了彻底打消蒋介石拉拢他的企图，他甚至对前来劝说的朱绍良给予了严厉的警示，朱绍良惊恐之余，慌忙离去。
蒋介石并非轻易屈服之辈，面对贺龙“敬酒不饮”的傲骨，他选择了采取强硬手段：他指派朱绍良收买贺龙麾下，挑动其部队士兵闹起饷银风波。他们心中所谋算的是：趁贺龙部队陷入混乱之际，一举解决贺龙，并将他的部队纳归南京政府麾下。
遗憾的是，蒋介石及其同僚的精心策划最终未能得逞，贺龙凭借其崇高威望成功平息了这场饷银风波。目睹此情景的蒋介石愈发坚信，自己的眼光未曾有误。在他看来，贺龙堪称一位令人敬畏的“可怕”人物。
蒋介石
贺龙在获封元帅之誉后，蒋介石在评价十大元帅时，特别在提及贺龙的名字时，不吝使用“可怕”二字，他感慨道：“贺龙此人，实在是令人畏惧。”
“可怕”的贺龙在被蒋介石问到文首的问题，即“好端端的，为何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时，竟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贺龙此番言简意赅的回答，实则向蒋介石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无需向你解释，即便我竭尽所能解释，你也未必能够理解。”
蒋介石实是未曾领会，因此听闻此番回答，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愣在当场。
蒋介石始终未能领悟的谜题，其解答实则深藏于：贺龙的身世及其所历经的风雨之中。
贺龙，1896年诞生于湖南桑植，出身于贫苦农家。正如包拯依仗嫂子的哺乳长大，贺龙亦是在堂嫂陈桂英的哺乳下茁壮成长。
贺龙自幼便显得与众不同，四岁便开始习武，五岁便开始涉猎学问，且天生具备着非凡的“龙性”。在他七岁那年，一次意外落水后，他竟然神奇地浮出水面，从此便掌握了游泳的技艺。钓鱼时，他总能满载而归，因而人们戏称他为“龙管鱼”。
“我长大之后，就要专门对付那些欺压百姓的恶霸。”
自七岁那年以“人上人”自居起，贺龙便在八岁时挺身而出，勇斗恶霸堂勇，以解饥民之困；继而，在十二岁那年，他又奋起反抗，痛击那些欺压摊贩的武秀才。
贺龙出身寒微，自幼便在湘鄂川黔一带投身于赶骡贩盐的生计。目睹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心中痛苦如割。
在那个风华正茂的十八岁，贺龙怀着对邪恶的深恶痛绝，毅然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他于桑植、石门、沅陵等县域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贺龙
在这段岁月里，尽管他三次身陷囹圄，却始终保持着不屈的气节。每当贺龙在狱中承受苦难，他对“革命”的理解便愈发透彻。他逐渐认识到：拯救国家和人民的道路，唯有革命一途。然而，关于革命的具体路径，他此刻仍未找到明确的方向。
二十岁那年，贺龙以两把菜刀为武器，毅然投身革命，成功夺取了反动派的武装，进而组建了一支农民革命队伍。这是他首次尝试大规模行动，尽管所率领的队伍屡遭挫折，却始终在逆境中不断壮大，并在讨袁护国、护法战争中屡立奇功。
“凤舞九天，龙腾云霄”，此刻的贺龙，已然初露“龙之风采”。
相较于那些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国民党将领，贺龙则更多地沉浸在思考如何“救国救民”的沉思之中。他深知，唯有探寻到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革命之路方能步入正轨，方称得上是“走上正途”。
踏上了革命征程，贺龙及其麾下的部队历经了无数次的起伏跌宕。岁月流转，他渐感疲惫，心中亦滋生出几分悲观情绪：对于自己和战士们的前途，他深感困惑与迷茫。他曾感慨：
“数十载风尘仆仆，我所目睹的不过是军阀政客间的权力争夺与道德沦丧，国家支离破碎，民众饱受苦难。我自幼家境贫寒，对穷人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我并肩的也都是出身贫寒之辈。我深感个人前途渺茫，军队亦无出路可寻。国民党如同散沙一盘，其所倡导的革命又究竟能带来何种改变？”
可惜，贺龙的这段感慨，蒋介石终究没能听到，若他听到了，兴许就不会对他“好端端却跟着共产党闹南昌暴动”有疑惑了。
在蒋介石看来，那所谓的“好端端”，在贺龙眼中不过是一盘散沙。细细思量，那些军阀与政客们皆致力于保全自身实力，热衷于溜须拍马，妄图从中谋取私利。在他们眼中，寄望于这样的队伍能够“救国救民”，在贺龙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
贺龙
贺龙的迷茫，在他接触了共产党员后，被一扫而光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6年，贺龙率部北伐，周恩来派了一支宣传队来，替贺龙改造部队。
贺龙深切地感觉到：经共产党改造过的部队，其战斗力、团结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在思考“为什么”的同时，他越发确定：革命的出路，在共产党身上。
贺龙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他还对该宣传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周逸群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
正是在这期间，贺龙和他的部队，还被另一个名叫吴玉章的共产党员给救了。原来，第8军第1师师长何键为了个人利益，伙同一帮商人制造谣言，企图解散或吃掉贺龙的第9军第1师。
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已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的吴玉章处理此事。
何键试图说服吴玉章接受他们针对民军的颠覆计划，不遗余力地软磨硬泡。然而，吴玉章一贯秉持反对权谋私利的立场，他当场对何键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出于对贺龙及其部队的庇护，迅速将他们调往武汉。此举成功保住了贺龙和他的部队。
贺龙对吴玉章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非他的庇护，他和部队在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难免会被右派军队所吞噬。
吴玉章
如果说共产党员周逸群启迪了贺龙的思想，帮助他改造了队伍，那么同是共产党的吴玉章则对贺龙和部队有“救命之恩”。贺龙已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一起革命。
贺龙终于不再迷茫了，他和共产党越走越近，越近，他越发觉得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最困难的1927年，贺龙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
时间回到1937年，此时的贺龙加入共产党已经十年。他的部队装备依旧很差，差到连枪都是秃的（枪上没有刺刀）。贺龙的部队还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更是少得可怜，在塞外行军时，他们经常只能用“意念”御寒。
即便前路坎坷，每当蒋介石提及“往昔”，他亦能以牙还牙。他那句“咱们政见各异”之中，流露出他对革命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那句“政见不同”里，真正明白贺龙选择共产党的缘由。他对贺龙的经历太缺乏了解，加上所处阶层不同，他们心里所想必定截然不同。用“白天不懂夜的黑”形容蒋介石与贺龙，当最为恰当。
脱离国民党阵营的贺龙，誓言与过往的一切彻底割裂。因此，在南昌起义之后，他不吝地将个人财物慷慨捐赠给了宏道中学校长刘屏庚。
由贺龙慷慨捐赠的，这款五彩牡丹凤鸟纹长颈瓶（目前已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种“舍弃”背后，源于贺龙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深刻领悟。自那以后，在行军作战中，他更显英勇无畏，生活虽更加艰辛，但他的目光愈发坚定。
自南昌起义以来，贺龙屡建奇功，其英勇事迹被蒋介石称为“可怕”。1934年，他率领部队与红六军团在边境成功会师，随即发起湘西起义，令敌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
1935年，贺龙与他的得力伙伴任弼时率领他们的部队投身反“围剿”战役，凭借英勇奋战，将敌军一个旅团全数击溃，有效阻断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进程。
1936年12月，贺龙（前排右侧一排）与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将领合影留念。
在抗战烽火中，贺龙屡建奇勋。在河间之战、齐会之战等关键战役中，他率领部队奋勇抵抗敌军，不仅收复了广阔的失地，更对日军的骄横气焰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谁料想，在抗战烽火中历经万战的贺龙，却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选择了“隐退”。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这一决定竟然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
在解放战争阶段，蒋军调整战略，将主攻方向聚焦于陕北，导致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锐减至仅剩1.7万人。这支队伍原应由贺龙统领，因为这支军队正是他亲手培育和指挥的将领与战士们。
随着胡宗南的部队即将抵达延安，彭德怀果断提出“调集援军”的策略，意图与敌军周旋。贺龙未加犹豫即表示支持，原因在于那时他的心中早已超越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完全摒弃了“你”“我”之分的旧观念。他深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心中所牵挂的唯有革命事业和国家的未来。
贺龙曾公开：
“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我所统领的军队均为我之私有。然而，自入党之日起，我所指挥的军队便归属党的管辖，乃至我的每一个思绪，亦皆归属于党。”
如此一来，彭德怀将贺龙的部队分两批悉数“借调”而去。
贺龙具备广阔的视野，然而，他麾下的某些将领却未能具备相同的高度觉悟，他们心存疑问：“我们明明是贺龙统领的部队，为何要跟随彭德怀一同行动？”
贺龙曾以诚挚的口吻劝慰那些不愿离去的将领们，他言道：
“军队属于党的坚实支柱，而非个人私属。我所率领的军队，他人同样能够驾驭。”
在缴械最后一名士兵之后，贺龙为了确保部下能够听从彭德怀的号令，特意亲自前往前线，对将士们进行了深入的思政工作。彭德怀在深感感动的同时，对贺龙更是敬仰有加。
贺龙在战场
尽管贺龙麾下无兵可调，他并未亲临解放战场，但他在解放战争中同样建立了赫赫战功。遵照总指挥部的部署，他统一指挥陕甘宁与晋绥两大解放区的事务，并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此职位常被戏称为“后勤”，其核心使命是全力以赴，确保西北解放战争的顺畅推进。
接受新任务的那一刻，贺龙立刻洞察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他对中央的意图有了精准的把握。这种“洞悉”与“领悟”，正是基于“政见相合”的基础之上方能实现。
随后，“光杆司令”贺龙大力推动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他引领民众实施土地改革，统筹边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支援前线部队的战斗，对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卓越力量。
1947年，晋绥边区遭受了罕见的干旱、洪水和冰雹灾害，使得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贺龙不惜一切，想方设法从晋中、晋西南乃至河北、河南等地采购和调运粮食。在战争时期开展此类工作，无疑是“难上加难”，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然而，贺龙却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壮举。
他于全域布设兵站，发动三十万民众及四万牲畜参与运输，采纳接力运送策略，成功保障了西北野战军及各级党政机关的粮食补给。
彼时三月，胡宗南挥师直逼延安，陕甘宁地区行政机构陷入一片混乱。在如此危急关头，贺龙双管齐下，一方面全力以赴，加大力度组织粮食生产，另一方面迅速建立起兵工体系。此后，粮食与弹药得以源源不断运送至前线。
胡宗南震惊不已：彭德怀看似陷入绝境，但士兵们却吃得丰盛，手中的武器弹药似乎也取之不尽。
正因贺龙对陕甘宁地区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他一度被赞誉为陕甘宁的“萧何”。
新中国成立之际，贺龙曾面临一次将自身部队“收回”的绝佳良机。然而，出于对全局利益的深思熟虑，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放弃的选择。
1949年12月，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奉命入川，对付他最熟悉的老对手胡宗南。
此时的贺龙手上无一兵一卒，毛泽东主席遂问他：“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贺龙与毛泽东
贺龙昔日的老部下，今已成为一野的中坚力量，正由彭德怀率领着，挥师解放大西北及新疆地区。然而，这支部队毕竟与贺龙有着深厚的渊源，因此，若需抽调，无人敢有所异议。
贺龙着眼于全局，深谙西北战场的战略重要性，深知若抽调兵团，将对解放事业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率领自己部队的念头，转而选择了进川更为迅速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通过陕西进军四川。
“难道不行吗？为何偏要让我率领前领导的部队？军队并非贺龙一人之私。若我执意带领我所亲手打造的部队，那便与党员身份相悖。”
贺龙的这句话实际再度回答了蒋介石的问话：“好端端怎么就跟着共产党进行南昌暴动”？因为：军队的灵魂是信仰，有了信仰的军队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灵魂的队伍，而国民党军队恰恰缺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