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善堂如今已步入87岁之高龄，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况和焕发的精神风貌。在采访他时，这位洋溢着乐观态度的长者思维敏捷，谈吐流畅，毫无疲态。然而，谁能料想，这位看似平凡的战士，在抗日战争的风云年代，竟然深入敌后，潜伏于日寇特务机构之中，默默坚持与敌人抗争，成为了一位鲜为人知的英雄。

青年时期郭善堂

01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浪潮迅速高涨。1938年1月8日，山东莱芜县的热血青年郭善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并在山东第四游击支队一团一营三连履行兵役。在革命队伍中，郭善堂表现出色，不久便荣获了入党批准。三个月后，他晋升为事务长，并获配一柄盒子枪。随后，他被调往山东鲁中军区供给部，担任募集队长一职。鉴于当时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募集队肩负起动员民众，筹集粮款以支持部队的任务。

一日，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王芳——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公安部长一职——与郭善堂展开了一场交谈。随后，郭善堂被调至敌工部的敌后武工队，随王芳并肩作战，如影随形地穿梭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他们分发宣传资料，高声呼喊，运用多种策略和手段，对日军和伪军展开打击与瓦解，铲除恶霸，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他们与抗日根据地协同作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场面热烈，成效显著，短短时间内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

然而，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治安强化运动”正日益加剧，局势变得尤为严峻。

1941年秋季，对郭善堂的革命旅程而言，堪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他回忆道：“王芳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军区首长的指示：为确保能及时捕捉敌情动态，有效开展反扫荡斗争，并精准、坚决地打击敌人，组织上决定派遣郭善堂及一批精锐同志，秘密潜入敌军机关内部，长期潜伏，执行党组织赋予的使命。”起初，郭善堂对于组织的这一决定并非毫无所虑。他无所畏惧地面对艰难困苦，不惧怕敌人的侦破与逮捕，唯独担心自己一旦被误解为“日本特务”，而同志们又缺乏了解，将遭受责骂、忍受委屈，甚至可能遭遇不幸的误杀。

王芳语气坚定地对郭善堂言道：“你必须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人们尚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然而，请安心，罗舜初司令员、周赤萍主任、组织部的侯部长，还有我本人，皆可作证，你乃是我党派往敌后的人员。”

郭善堂深知，这既是党组织对他信赖的体现，也是对其能力的严格考验。他毫不犹豫地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坚定地向王芳部长表示：“我誓将严格遵从组织的安排，必将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确保完成党交付的每一项任务。”

依循王芳事前所提供的指引，郭善堂历经周折抵达泰安，寻得一处藏身之处。凭借在泰安伪警察局结识的友人关系，他顺利办理了“良民证”，从而在敌占区拥有了合法的居留资格，得以在各地自由行动。此刻的郭善堂，已不再以原名示人，而是化名为“林洪洲”，这个名字正式记录在“良民证”之上。

东都镇，王芳部长的故乡，那里坐落着他哥哥王春风经营的一家酒店。依照事先商定的25天期限，郭善堂如约抵达酒店，准备与王芳部长会面并进行工作汇报。

郭善堂回忆道：“此前未曾见过王春风，那天在酒店偶遇一位中年男士。他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我从泰安来。’接着他又问：‘有何贵干？’我答：‘无特别之事。春日将至，特来拜访。’一番暗语对答后，王春风认出我是自己人，便迅速安排他的弟弟王芳在一个隐蔽地点与我见面。”

郭善堂言道：“我向王芳部长亲述了寻觅藏身之处、获得‘良民证’的全过程，部长对此表示了满意，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初步的目标，并布置了接下来的任务。王部长指出，‘接下来的挑战将更为严峻，你需要觅得一份生计，立足社会，接着设法潜入敌对势力内部，最好是渗透到敌人的特务机构，赢得他们的信赖，并长期保持隐蔽。郭善堂，你要与恶魔周旋，就必须将自己装扮成恶魔。这场戏需日复一日地演绎，且要逼真无懈可击。同时，你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郭善堂领命回泰安。

02

位于泰安的商行，由曾服务于日本陆军的退役军曹浅石创办，其名为“浅石洋行”。该商行主要从事废旧钢铁、农副产品等物资的收购，并将这些物资运往日本，以此助力其对外扩张的战争。然而，它实则亦为日本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

郭善堂，又称林洪洲，凭借友人的引荐，迅速在浅石洋行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机敏，他很快赢得了浅石的信赖。

“林先生，您真是劳苦功高，我意欲提拔您，打算与您一同前往济南，拜访山田先生。”

“携此物前往八路军根据地，广结良友。”箱子上更附有数行字迹：“特派我方特高人员林洪洲赴各地搜集情报，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其携带物品免检。”

步出山田的办公室，浅石与林洪洲均喜形于色。浅石心中喜悦，因他所举荐之人，已得山田青睐，荣任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的特工；而林洪洲则是因顺利渗透进日寇的高级特务机构，未来行动将更为自如，心中同样充满欢喜。

恰逢其时，济南日本宪兵队的山本中校队长亦向林洪洲伸出了橄榄枝，言道：“得浅石先生所荐，得知阁下才干非凡。愿你我携手共进，济南（日本）宪兵队亟需阁下的协助与所提供的情报。”山本队长将一支手枪及一本证书交予林洪洲，证书上清晰记载：“大日本军特高人员林洪洲，手枪编号××。特此证明。”他接着补充道：“此证在手，无论何地，皆可通行无阻。”

于泰安之地，林洪洲经由友人引荐，得以拜访青红帮的掌舵人张润生，从而正式融入了青红帮。林洪洲深知此举对广结善缘、搜集信息、自我掩护大有裨益。日本特务机关得知林洪洲的加入，喜不自胜。原计划深入青红帮、逐步掌控其势力的日特机关，如今正可借林洪洲之力，增强在青红帮的影响力，实为天赐良机。

林洪洲迅速将所有情况向王芳做了详尽汇报，并获得了她的首肯与好评。在此基础上，王芳进一步同意林洪洲组建一支专属的特工队伍，将包括侯希仉、李庆亭、韩日生在内的一批与党和军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爱国青年吸纳进“特工小组”，共同行动，旨在扩充人手，提升整体实力。

03

继而，林洪洲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亲身经历的数件往事。

首要事件在于，自1942年起，山东地区的日军加剧了“强化治安运动”的推行，于济南设立了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等一系列特务机构。这些机构专司搜集我抗日根据地的情报，并对其实施了广泛的破坏行为。

彼时，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身陷错综复杂的斗争漩涡，既要巧妙为敌服务以赢得其信任，又须严守我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更要竭尽全力完成党组织交付的每一项任务。特别是针对敌方的重大军事动态，必须把握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上级汇报。时间就是胜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时刻面临着众多难以预料的挑战与危险，唯有灵活应变，随机而动。在必要时，面对敌人，他们采取攻势转为守势的策略，以掩护自身安全。

众多日本特务机构纷纷向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索求“情报”，而他们始终坚守既定原则，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策，应对自如。其中一法便是：林洪洲遵循王芳的指示精神，将即将公之于众的消息，先行透露给日本人。比如，1942年，为克服日寇“扫荡”带来的重重困难，根据地军民发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林洪洲将此事视为战略情报，上报给了日军山东部队的山田参谋长及日特机关的南新公馆，他们对此高度重视。数日后，生产运动的指示一经《大众日报》在济南公布，林洪洲便迅速将报纸递送至他们手中。此举让他们对林洪洲提供的“情报”感到既及时又准确，进而加深了对林洪洲的信任。

次之，日特机关南新公馆意图瓦解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命脉，遂命林洪洲协助浅石洋行将一批伪造货币偷运至根据地，意图投入市场流通。林洪洲深感此事棘手难解：若执意拒绝，恐招致日特机关的怀疑，且无法有效遏制敌人的经济破坏行径；而若应允行事，无疑将对根据地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与损失。

面对困境，林洪洲与其“特工小组”商议后，巧妙地提出了一项计划。他建议浅石，与其将假币直接运送至八路军根据地，风险极高，不如在周边地区通过购买物资的方式逐步消耗，这样八路军便难以察觉，从而降低风险。浅石认同此策，迅速采纳并决定执行。同时，林洪洲立即派遣人员向王芳汇报，并部署相应防范措施，做好预先准备。

在林洪洲与浅石重逢之际，浅石沮丧地向林洪洲透露：“在边缘地带采购物资的过程中，洋行雇员遭遇了八路军，他们的假币及随行人员均被扣留。”然而，日特机关南新公馆对林洪洲却给予了表扬，称林先生在护送假币一事上颇有功绩，只是遗憾的是浅石洋行的人员配合不够默契。

04

冈村宁次大将，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忽发奇想，欲游历我国的名山大川。林洪洲向我们娓娓道来，那场日军头目“陪护”游览泰山的往事。

侯希仉与李庆亭负责引路，沿途设置路标，指引行进方向；一旦遇到异常情况，便将路标箭头翻转，示意大队人马更改路线；而林洪洲与马法尊则紧随冈村宁次之后，担任其贴身护卫。

这位双手沾染着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军头目，当日的情绪格外高昂。他安坐于登山的轿中，不时左顾右盼，尽情欣赏着东岳的雄伟风光。然而，林洪洲等人的内心却充满了苦涩，只能将满腔的仇恨深埋心底。

行至山脚，林洪洲在回马岭地段察觉到指示牌上的箭头方向被颠倒，遂紧急告知山本与冈村宁次，暗示情况可能不妙。山本询问：“是否另有路径可迅速下山？”林洪洲回应：“若另择路径，需额外跋涉数十里。”鉴于生命安全为重，山本与冈村宁次决定丢弃轿子，骑马改道。抵达营地时，已是深夜。冈村宁次与山本心有余悸，整日游玩的兴致尽失，身体疲惫不堪，饥渴交加，心中满是抱怨。

事后，林洪洲向“特工小组”成员询问缘由，对方回应：“一切安好，只是觉得他们太过欢愉，心中不快，便开个玩笑，让他们多奔波、多体验些急迫感罢了。”言毕，众人皆捧腹大笑。

“原来如此。你们的队员警惕性很强，做得不错，应当给予表扬。”

林洪洲向我们述说：“即便山本和冈村宁次奔波劳碌，不慎受惊，他们亦未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他接着说道：“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日特机关及日军高级将领对我们的‘特工小组’深信不疑，毫无疑虑。这对于我们长期潜伏、秘密行动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助力。”

05

“纵然刘寿山对我们内部情况了解有限，他的叛逃无疑是一大隐患。若发现他已投靠敌对势力，须果断将其除掉。”

于泰安繁华的街头巷尾，林洪洲屡次偶然与刘寿山不期而遇。每每目睹他旁侧，总有一个伪保安队的上校相伴，或是三五成群。在与林洪洲的对话中，刘寿山流露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直言“早就不愿再追随王芳”，并意图捕获几名八路军战士，将其献给日军以博取功名和赏赐。

一日，林洪洲正居于其住所，忽闻刘寿山登门造访，语气不善地说道：“终于将你寻到了！听闻你就是那位日本大特务，林洪洲。”此行刘寿山心怀目的，他紧接着对林洪洲坦言：“实不相瞒，我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却苦于资金短缺，故而想请你鼎力相助。最好是利用你的声望与影响力，向各商号散布红帖，促使他们以贺礼的形式表达祝福。”

事实屡屡证实，刘寿山已然投敌叛变。林洪洲正苦思如何遵从王芳部长的命令，除去这一祸根。刘寿山向他求助之际，他灵光一闪，计策便浮现在心头。林洪洲一口答应刘寿山的要求，对他说：“行啊！你只需准备好红帖，交付给商会会长杨之辉，请他代为转交。告诉他你是日本警备队宾野队长的部下，林洪洲的远方表亲。多加拜托。”

大汶口商会会长杨之辉携一袋红帖拜访林洪洲，随即遵照林洪洲的指示，火速前往向宾野队长汇报：“有人竟敢假借宾野队长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敛财……”宾野闻言，怒火中烧，愤然斥骂：“八格牙路！此等恶徒，竟敢玷污我的声誉，速速将其擒获！”自此，刘寿山便销声匿迹。经事后调查，刘寿山已被那个残忍无情的日本警备队长宾野处置。

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终于松了一口气。聚首时，谈及此事，他们纷纷表示：“洪洲是借助宾野之力，将叛徒刘寿山彻底铲除。”林洪洲言道：“或许这便称之为‘借刀杀奸’吧！”

06

身处险境的生活往往充满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每一次的胜利都成为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

林洪洲向笔者娓娓道来，当年他及其“特工小组”如何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紧密协作，最终在一场反“扫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的经过。

1944年春，齐鲁阴雨。

林洪洲接到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火速从大汶口赶至济南。在日军参谋部，中校情报课长亲自向林洪洲下达了一项新任务：“参谋部委派你负责一项重要使命：务必查明八路军在泰宁地区的领导机关具体位置、兵力配置以及活动情况等详细信息。泺源公馆的高桥大尉将与你同行，协助完成这项任务。”

迹象表明，一场规模庞大的日寇“扫荡”行动或许即将展开，亟需迅速将这起非同寻常的重要情报上报给王芳部长。

肩负着日军参谋部所委派的侦察使命，日本特务高桥、大出与林洪洲，以及他们的“特工小组”成员侯希仉、韩日生等，抵达了东都镇。此地为王芳的故里，而她的兄长王春风则担纲副镇长的职务。王春风特意安排高桥、林洪洲等人入住镇公所后院的一座小楼。此刻，林洪洲正与高桥、大出在楼上进行扑克牌游戏，而王芳则悄无声息地走下楼来。林洪洲心中一惊，急忙叫来韩日生，让他继续陪两位日军特务在楼上继续玩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来到楼下，与王芳部长会面。

王芳意外地遇见林洪洲，他惊呼道：“部长大人，竟在此地与您相遇！”

王芳言道：“此地，便是我的故土。无妨，往往最险恶之地，亦是最为安宁之所。”

林洪洲在向王芳亲自传达日寇即将发动新一轮大扫荡的紧急情报之后，随即又向王部长汇报了另一则他刚刚获得的重大信息。

曾有一位名为松井的铁路职员，屡次声称欲改邪归正，并强烈要求加入“反战同盟”。然而，这位看似热心的日本人实则隐藏着真实身份，他乃是一位潜入抗日根据地的日本间谍。

王芳兴奋地告诉林洪洲：“真是太好了！这些情报无疑至关重要。”

夜色渐浓。楼上的扑克牌局已然落幕，王芳的身影也在雨夜的幽暗中渐渐隐去。不出所料，仅过数日，日寇便调动了众多兵力，大举进犯，甚至大汶口伪镇公所亦被迫征集了200余名民工。一场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我鲁中军区首长凭借多方面的情报资源，经过精确分析与精准判断，迅速制定了有效的反“扫荡”策略。当日军指挥官察觉其部下陷入我军精心布设的伏击圈中，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在此情况下，部分日军被我军击溃，而其余日军则仓皇向大汶口方向溃逃。

反“扫荡”战役的辉煌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我八路军将士的士气，根据地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王芳部长在总结我军战斗成果的会议上高度评价道：“林洪洲同志及其‘特工小组’情报精准、传递迅速，为反‘扫荡’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07

营救同袍是林洪洲及其“特工小组”肩负的核心使命之一。林洪洲向笔者分享了他们屡次从险境中成功解救战友的英勇事迹。

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武思平不幸落入日寇魔爪，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这位坚毅的战士始终守口如瓶。他仅以军区贸易局采购员的身份自居，声称此次来济南的目的是采购文化学习用品，以供机关和学校使用。即便日特机关泺源公馆的高桥与机关长武山亲自进行审问，也未能从他口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将武思平移交给特务郭同振和林洪洲进行看管。

面对战友的困境，林洪洲内心充满忧虑。他下定决心，要设法营救武思平。于是，他巧妙地利用与武思平单独会面的机会，巧妙地暗示他可以利用“指认八路军人员”的借口，争取外出行动的机会，进而寻找逃跑的良机。武思平，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立刻领悟了林洪洲的意图。他借助日本特务郭同振的关系，获得了高桥和武山的默许，得以外出“指认八路军人员”。武思平一旦离开，便如鱼得水，迅速融入人群中，转瞬之间便无影无踪。他乘坐火车返回根据地，重获自由。

梁庄乡大汶口的伪乡长实为地下党员。某次，他前往煤矿为八路军购置炸药时，不幸被日军发现并逮捕，随后被移交至日军特务张永顺监管。林洪洲的同伴韩日生与张永顺颇有交情，于是刻意与之亲近周旋，寻得机会将这位地下党员成功释放。

在日军的“扫荡”行动中，八路军泰山军分区后勤部的副部长高原不幸被俘，遭受了严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宁死不降，生命危在旦夕。恰逢林洪洲从大汶口抵达泰安，专程拜访青红帮的师父张五爷张润生。在张五爷的家中，他偶遇了青红帮的师兄桂树生，而这位师兄正是日军泰安宪兵队中的特务，对高原目前的困境了如指掌。林洪洲遂恳切地请求张五爷设法营救高原。张五爷一口答应，并立即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巧妙地将被捕的高原副部长从日军宪兵队长的严密监视下成功解救。

林洪洲向笔者透露，在与“特工小组”一同执行营救战友的任务时，他们始终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既未引起敌方对其身份的疑虑，亦未因暴露身份而动摇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根基。

08

将一批反日宣传品投掷至日军营地，并送达其高级指挥机构；同时，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旨在促使驻守大汶口铁路桥的伪军中队起义，将该部力量争取至我方阵营。

一时之间，侵华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部、济南街头、大明湖等风景名胜区、泰安，乃至火车站、列车以及铁路沿线，城镇与乡村，无不充斥着林洪洲及其同伴们分发抵制日本侵略战争的传单。即便是在协助日军守桥的伪军队伍中，也在林洪洲等人的策动下，发起了起义，跨越铁路与田野，抵达了我们的根据地。他们的正义之举，赢得了泰安八路军武工队的热情欢迎。

令人振奋的喜悦时刻终于降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就此胜利落幕！

在这全球欢庆之际，林洪洲遵从军区领导的命令：“全体人员即刻撤离至根据地。”林洪洲感慨万分，表示：“我内心充满喜悦和激动。我奉党组织之命，潜入敌营，四年来始终坚守使命，圆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然而，战友们、亲人和乡邻们对此一无所知。”他继续说：“在回程的路上，终于重逢了久违的父亲，他泪水涟涟地表示：‘儿子啊！都说你是叛徒、汉奸、大特务，连济南等大城市都贴出了通缉你的告示！难道你真的改名叫林洪洲了吗？’我安抚父亲道：‘这一切都是误会。请相信，党了解我的一切。’父亲这才转悲为喜，重拾信心。”

历经千里跋涉，林洪洲犹如归乡游子，重返莱芜军区机关驻地，与王芳部长及军区首长重逢。首长们关切地表示：“辛苦你了！先稍作休憩，待会儿我们将安排你接受新的使命。”

09

济南终获解放。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郭善堂，频繁行走在济南市区的街头。自重返根据地的那一刻起，他便已不再以“林洪洲”之名自称，而是恢复了本来的“郭善堂”之姓。

大陆全境实现了解放。我国政府作出决议，将因侵华战争而滞留国内的日本公民，包括前日军成员、工程技术专家、侨民等，予以遣返。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郭善堂受命参与此遣返任务。这批约200名日本人被聚集于济南，成立了临时学习班。学习班中，有人认出了郭善堂：“哎呀，这不是林洪洲先生吗？没想到林先生竟然是共产党员！”

“昔时我与伊藤曾为挚友，今后愿我们续写友谊新篇。”

“我们深感愧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我们衷心感激！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成为永恒的挚友！”

郭善堂同志现已离职休养，并享有解放军副军级的优待待遇。